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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红色见证
宁清归军分区变迁梗概
何志远潘友宏郑贵卿
张雍耿王香雄黄玉庭
（按） 何志远，原福建军区保卫局科员，宁清归军分区特派员，闽赣军区独立十八团连指导员，历任新四军二支队三团三营副营长，华东野战军七纵十九师政委，陆军军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人民武装动员部部长，济南军区副政委，济南军区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潘友宏，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战士，归化县保卫局司务长，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供给处主任，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后勤部部长，海军南海舰队后勤部部长，北海舰队副司令员等职。
郑贵卿，历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政卫连排长，闽赣军区独立第十二团连长，闽西南游击队队长，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二十二团副团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九军一四七师副师长、师长，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师长，广西军区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雍耿，历任闽西红军永定大队大队长，新四军第六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苏南行署公安局局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军五十八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师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济南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王香雄，历任福建军区后方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团参谋长、师参谋长，空军第四混成旅参谋长，空四师参谋长，空二十六师师长，空六军副军长，空九军军长，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64年晋升少将。
黄玉庭，历任红十军第八十三团副排长、连长、副营长，中央苏区一分区第二大队队长，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代旅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四军七十一师师长，中南军区空军师长，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这些老同志十分关心军队和地方党史的编写工作，几次聚集述谈，回忆当年的战斗历程。我们拜访他们。他们说：我们是早期在闽粤赣等苏区战斗生活过的，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如实地反映历史，尽可能地提供作为有关地方编研党史之参考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本文略述，是整理后送经潘友宏等老同志审阅的。
据我们几位所知，闽西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区域，是坚持红旗不倒的地方。宁清归是闽西苏区及闽赣苏区的组成部分。1932年春，福建省军区建立，同时也有了杭永岩、汀清连、宁清归军分区。
1932年夏，福建省军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委派何志远，以国家保卫局科员的身份到宁清归军分区(亦称福建三分区)检查工作，后改为宁清归军分区特派员。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时，潘友宏、郑贵卿等随主力红军转战到闽西偏北的宁清归一带。1933年7月，东方作战军第一次入闽，拔除泉上、朋口等土围子，归化、清流等地都相继解放了，建立了红色政权。原宁清归军分区指挥机关，从宁化城搬到清流城，司令员是张金发、政治委员黄火星、政治部主任×××(以后调任独七团，政委)。这一片区域都建立有县苏保卫局，归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领导。县苏一级设保卫局、军分区，部队团一级没有专门机构，配有专职的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宁化县保卫局长廖敏文，清流县保卫局长梁国斌，归化县保卫局长马炳章。县苏保卫局有保卫、审查、侦察三科。有保卫队(亦称执法队)60多人。归化县保卫队队长罗××。当时的保卫局类似现在公安机关。保卫局的职责是肃反和保卫工作。如维护交通线，护送中央主要领导干部来往苏区，侦察、警戒敌人的破坏活动，严厉审讯混入苏区和武装队伍的敌探，还要参与打仗，肃清反革命、刀团匪，发动群众筹集粮款，保障部队兵站、医院的物资，组织担架队上前方运输军需物资、护送伤病员，及护送机要文件、邮政的传递等。保卫队为主看押犯人和豪绅，掩护领导干部。保卫局、保卫队都是一些优秀的、久经考验的红军骨干组成。保卫队建立党支部，并有几个党小组。红军部队每到一地，都深入宣传发动群众，召开群众大会。不然，我们戴兰色领章的保卫队是很难与地方群众接触的，群众见我们是维护他们利益的，军民关系十分融洽。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红军在连五分菜金得不到保障下，由于注意依靠群众，严厉打击反革命，对敌人威胁很大，国民党反动派视之为眼中钉。政治保卫局、保卫队是军分区和地方政府中的一支骨干力量。
敌人曾不断向我苏区进攻，为了保卫和扩大红色区域，我们集中力量，形成铁的拳头锤击敌人。1933年冬，宁清归军分区指挥机关又从清流移到归化城。不久，东方作战军第二次入闽西北，挺进宁清归一带，以归化等地为依托打沙县，攻尤溪。这时，形势的需要，在前线的后方归化设立了兵站、医院等，红军部队络绎不绝。宁清归军分区在归化的指挥机关，又改称“归化警备区”（含三分区），它的职责范围比分区更高了，也归属总部指挥。但原机构人员不动，黄火星任归化警备区政委兼三分区政治部主任，归化县委书记等职。以后又接任归化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红军攻下沙县，夺取了尤溪敌人兵工厂，军分区配合地方政府，有组织的把战利品搬运到苏区内地。保卫队担负着集中归化的战犯和豪绅押送到汀州去。1934年2月1日，保卫队一个班押送犯人过清流去汀州，在嵩溪附近遭刀匪伏击，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终于击溃进犯的刀匪，缴了大批战利品。3月初，又有大批民团童子兵从归化南面大山下来袭城，归化保卫队机警地关闭城门，跃入城墙工事，居高临下，一个个地歼灭来犯刀匪，击毙匪首曹荣新等数人，敌溃退，我们又缴获了一批战利品。为牵制敌人，使苏区免受损失，分区武装也常常游击于敌占区。一次，司令员带领队伍追击从永安方面过来的大刀会，不幸负伤，他调离后，黄火星政委又兼任司令员。4月初，敌人进犯归化城，总部电令归化警备区，先把兵站、医院等非武装人员撤出归化，留下武装人员配合七军团阻击敌人，在急促情况下，武装队伍也撤离归化，致使红军主力失去良机。黄火星受军委处分，调回总部，不久又去二分区协助工作。黄火星走后，由温含珍接任归化警备区(分区)政委。
1934年5月，闽赣省机关从黎川、建宁、彭湃一直迁到宁化城，这时，宁化、清流、归化、泉上、彭湃等县才从福建苏区划归闽赣苏区。归化警备区(原福建三分区)亦改称闽赣省军区归化分区(一分区)和闽赣泉上分区(二分区)。闽赣一分区司令员龙腾云，政委温含珍。不久，龙腾云带独七团去闽西南，调回福建省军区，邱尚聪(原泉上独立营长)来接任闽赣归化分区司令员。泉上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明星。闽赣省以这块区域为基础，取得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作为补充，开展革命活动，一度牵制了敌人对苏区的进犯，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在闽西北活动的红军部队，遵照中央指示，留下来开展游击战争。如红军总部留下来的政卫连一部分编入独十二团，和留守机关一道在建宁阻击敌人。十二团团长王×虎，政委杨××，参谋长(湖南人)，下属四连。二连长郑贵卿，其大部兵员是江西人。十七团大部分是建宁、宁化本地人，十七团团长郭清义，政委周乐生，参谋长王××(湖南人)，下属四连。十七团二连连长赵××(龙岩人)，其兵员有120多人属原泰宁、清流、泉上独立营。闽赣第一分区(归化分区)直属队和归化保卫局、保卫队组建为独立十八团。原闽赣归化分区机关改为十八团团部。团长邱尚聪，政委温含珍，下属四连。一连，原清流独立营。二连原闽赣归化分区(一分区)直属队和归化保卫局、保卫队。三连，原泉上独立营。四连，原泰宁独立营。独立十八团有兵员600多人。
闽赣军区独立十二、十七、十八团，当时没有固定的活动地域。我们曾游击到江西石城横江一带和瑞金附近，如去夺国民党横江地方的机枪、弹药等。部队活动在宁化、建宁、泰宁、归化、清流、将乐和沙县等边界的大山较多。
闽赣苏区失守后，闽赣机关已先撤往德化、仙游方面去了。他们要十八团去仙游方面，靠拢闽赣军区机关，此事是我们在归化到永安之间活动中，由他们上面派来的四个便衣队递送密信中得知的。当我们行进到连城方面时，遇到十七团队伍，十七团没接到上面的密信，是从我们方面了解的。以后，两团一起行进，十八团在前面开路，十七团在后面跟进，边战斗边向德化方面转移。我们行进的路线是出永安小陶、宁洋，经连城，过大田去仙游。队伍快到仙游方面时，得知闽赣省军区机关被敌人困住了，过不去了。我们十七、十八团队伍又原路撤了回来，在连城、宁洋一带，在地名叫龙谷坑的地方才靠拢在福建一分区。这时，分区司令员为罗忠义、副司令员邱尚聪(原福建三分区领导)、政委方方、副政委温含珍(原三分区领导)。1935年6—7月，十七、十八团遭敌人挫折后，由红九团二营收留了其被打散后的数百名伤病员。1935年底，遵照上级指示，十七团与明光独立营合编，十八团与红九团二营合编，共同组建抗日游击支队。由红九团二营长刘汉任支队长，由原十八团团长邱尚聪任政委，郑贵卿任一分队队长。1936年春，支队在连城、永安、宁洋、清流一带进行扰乱敌人。夏天，部队在地名麻池塘战斗中，我们利用有利的地形，对在山沟深谷里的敌五十二师一个营进行了袭击，敌被击溃，缴获了敌人很多战利品。但战斗中，我们队伍也受了损失，一大队长罗义辉，二大队排长沈××牺牲，二大队连指导员何志远，还有郑贵卿也负了伤。1938年春，为了贯彻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一致抗日，闽西南各红军游击队奉命下山进行了整训。我们集中于龙岩白沙，当时，先到的只有一、二两个营和团部。三营由铁石洋到白土集中。这时，新四军二支队正式成立。其中，我们三团经过整编的有1000余人。黄火星任团长，邱立声任副团长，熊梦辉任参谋长，钟国楚任主任。特派员张福标，供给处主任游玉山、后潘友宏。团下属三个营，一营营长邱立声，副营长王荣春，军需潘友宏。二营营长杨洪才，副营长彭胜标。三营营长郑贵卿，副营长何志远。不久，我们就奉命北上抗日去了。
从福建宁清归军分区，到闽赣归化分区和泉上分区，到十七、十八团，最后组建成抗日游击支队。各红军游击队在组织上是几经变迁的，但是，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坚持游击战争，一方面牵制敌人，阻击敌人，掩护主力红军北上。另一方面是及时做好苏区群众的转移，保护地方党的干部，保卫苏区，减少不应有的损失。我们团结同志、依靠老百姓，发扬互相帮助友爱的精神，以坚强的毅力克服困难，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持游击战争，骚扰和袭击敌人，才把相当的苏区巩固下来，发展根据地的力量，壮大人民武装，去夺取革命的胜利。福建始终坚持红旗不倒，革命老根据地人民是可敬可爱的。
宁清归军分区组织系统变迁简表（1932—1938）
在归化苏区的战斗生活片断
钟国楚谭成章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军在闽西北一带山区开展游击活动，曾游击到归化的鳌坑、苎畲、夏坊等区。
第五次反围剿，在建黎泰苏区是打得很厉害的。1934年3月底，泰宁地方工作就不能坚持了，敌人进攻泰宁县城，县委、县苏经枚口撤往弋口。不久，形势紧张了，县委、县苏又搬到龙安堡，在3个月中，以龙安为中心，领导泰宁龙安，归化鳌坑、苎畲、夏坊和龙坑等区。从泰宁龙安，到归化鳌坑、夏坊，还建立了一条地下交通线，由夏坊兵站运送弹药、粮食到泰宁。谭成章同志带领“群众工作团”在鳌坑工作，组织秘密农会等组织。我们在龙安的目的，总是想办法恢复苏区开展游击，牵制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后来，看到红军的主力部队撤远了，恢复泰宁的希望不大了，于7月31日，我们又从龙安撤到了归化的鳌坑。那里地方基础好，就在那里开展工作。鳌坑区委设在鳌坑小街道旁边，区委的主要干部都是原先从泰宁方面来的，区委书记谭成章。较早一个阶段，我们的工作团到夏坊，住在靠河边的房子，门口设岗哨警戒敌人。一天中午，我们刚入睡，大刀会来打我们，房子的墙都被打穿了好些洞，还好我们动作快，还击敌人，击溃了敌人的进犯。敌人不死心，晚上，又继续从河对面过桥来，岗哨发现口令不对，就开枪，敌人用号令发起冲锋，敌人蜂涌过来。恰巧这一天傍晚，夏坊兵站又来了一个连的队伍，增强了我们的战斗力。我们先占领山头，夺取制高点，终于歼灭了敌人。夏坊战斗，我们缴获了不少战利品。但我们也牺牲了一个排长，伤了几个战士。过不久，我们就撤往鳌坑了。我们在鳌坑发动群众，开展了筹粮筹款工作，组织担架队、慰劳队，组织妇女做草鞋、洗衣服等等。
在当时，归化鳌龙一带建立了党组织，有苏维埃政权。当地党员和干部虽然不多，但是他们却积极配合部队搞好没收委员会等工作。当时，我们到了一个乡村都召开一些群众会，主要的工作任务是：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宣传红军前方的胜利消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接受上面下达的任务，保卫苏区，粉碎敌人的围剿；帮助地方建立、巩固政权和各种组织，培养当地干部；打土豪分田地等。
从泰宁出来四个月，离龙安到归化鳌坑一带。泰宁县委县苏在离开泰宁地区时就撤消了。机关干部编为工作组，跟随泰宁独立营游击。后来，不受地区的限制，独立营改编为闽中游击大队。我们曾从鳌坑又转到清流和归化城一带活动，还去打夏茂，从原路撤回跟上了闽赣军区。一九三四年十月，进行整编，编入闽赣军区第十八团第四连，原归化分区机关改为十八团团部机关，团长邱尚聪、政委温含珍，下属四个连，第四连连长池义标，指导员谭成章。钟国楚任闽赣军区政治部没收委员会主任。
闽赣军区曾游击活动到归化苎畲一带，那时部队有无线电台，因大又笨重，噪音大，要好几个人轮流抬，行军打仗不方便，就不断地拆掉，最后，连主机也埋在鳖坑去苎畲的山路上。
在归化鳌龙苏区，那里群众非常好，战争时期军民之间结下的鱼水深情是难以忘却的。
（钟国楚，原任兴国县冷沙区游击连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闽赣军区独立十八团大队政委，闽西南军区独立八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后任新四军二支队三团政治处主任，四团政委，苏浙军区苏南一军分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参谋长，六纵十八师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六军副军长。1952年，钟国楚任志愿军二十三军军长，入朝作战，荣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任二十七军军长，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回顾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深刻教训
李志民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发生过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过去，人们往往以为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其实左和右的倾向都是错误的，都给我们党和军队造成过很大危害与损失。尤其是左倾冒险主义，拉起革命的大旗，喊着革命的口号，带有更大的煽动性和迷惑性，因而对全党的统治时间更长，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更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东方军的经验教训就是有力的证明。
东方军的组成及其历史背景
一九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一年九月，我们红一方面军在总前委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与指挥下，连续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一九三一年底，红军又英勇出击，攻克了许多城镇，缴获敌人大批武器弹药来补充、壮大自己，巩固、扩大了中央苏区。通过三次反“围剿”作战，毛泽东同志为红军总结的一整套革命战争战略战术原则已经基本形成。
但是，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并未重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他们不了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点，无视敌强我弱、革命不可能很快取得胜利的客观现实，错误地估计了国内外形势，主观地认为当时苏区已经强固，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从而否定毛泽东同志关于“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盲目地反对“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等正确的作战原则，提出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党的临时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这种“速胜论”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六月五日的军事训令，作出了《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中央苏区红军，应迅速的求得赣江流域的连续胜利，以夺取赣州、吉安、樟树、南昌、九江等城市为目的”；并要求闽西苏区“应以主力向闽北发展，造成广大的苏区，与赣东北苏区打通，成为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东方一翼。”由于决议通过后不久，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开始，红军主力未能入闽去争取江西“东方一翼”的胜利，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才组成“东方军”入闽。
同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不同，毛泽东同志根据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热潮的新形势，积极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当开向闽浙赣边区，通过援助上海抗战来组织抗日力量，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的卖国阴谋，以推动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同时打通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边区的联系，扩大苏区，扩大红军，为以后反“围剿”准备条件。可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不仅不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反而错误地给他加上“反对中央的进攻路线”、“游击主义”、“右倾保守主义”等大帽子，借口政府工作的需要，让他到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撤销他的苏区中央政治局书记的职务；十二月，在选举他为中央苏维埃主席的同时，免除了他的中革军委主席的职务，只安排他为中革军委十五名委员中的第十二名委员；一九三二年十月又免去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不断排挤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亲任“剿共总司令”，出动了五、六十万兵力，对我进行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开始时，敌人对我中央苏区采取守势，首先围攻鄂豫皖、洪湖两根据地，以解除我红军对武汉的威胁。接着，一九三三年二月，蒋介石又亲自到南昌督战，集中兵力分三路直逼中央苏区。当时毛泽东同志虽然已离开了红军，但由于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早已深入人心，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红军中还不占主导地位，在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指挥下，每次战斗仍按照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所以连战皆捷，至三月二十一日，就歼灭国民党“进剿”军三个师大部，活捉李明、陈时骥两个师长，歼敌二万八千人，缴枪万余，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战斗中发展到十万人之众。为此，蒋介石曾手谕陈城，沮丧地哀叹：“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其狼狈程度可想而知。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白区党的工作几乎丧失殆尽，以执行王明错误指示的博古为首的临时党中央，在白区已难以立足，被迫于一九三三年一月撤到了中央苏区。五月十二日，中革军委加委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并以军委主席朱德同志率第一方面军在前方指挥作战为由，，委任项英代理军委主席达八个月之久，指挥全国红军，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更直接地在苏区和红军中得以推行，进一步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
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被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盲目地鼓吹这次胜利是执行其“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的结果，从而更助长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左倾冒险主义在红军中泛滥成灾。王明、博古和项英等人本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特别是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又丝毫不接受粉碎一、二、三次“围剿”的丰富经验，更不重视战场指挥者的实际经验，不调查研究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具体情况，盲目地主观地提出许多“左”的口号，确定了许多不能实现的紧急任务：什么“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打正规战”，“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等等，生硬照搬苏联的一套经验。博古等人还竭力依靠、抬高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尤其是一九三三年十月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之后，博古、项英更是放手让他掌握红军的实际指挥权，使他成为包揽军委一切工作的“太上总司令”。他们提出的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就是把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两个主力部队分开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本来一、三军团从一九三○年以来，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指挥下，从来没有分开过，并肩作战拧成一股绳，所向披靡，形成一个无坚不摧的拳头砸向敌人。但是，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决策下，两个主力部队被分割，打击敌人的力量被分散。一九三三年夏，他们害怕根据地的坛坛罐罐被敌人打烂，以一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于江西的宜黄、乐安、南丰一线，正面牵制崇仁、金谿之敌，看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使它失去机动灵活歼敌的机会，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又一度以一军团为主改组为“西方军”，节节阻击“围剿”中央苏区之敌，同样失去机动作战的机会)。同时，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下令，以三军团(暂缺红六师)为主，包括福建的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任命彭德怀同志为司令员，滕代远同志为政委。为配合作战，还命令红三十四师及闽赣军区部分分区的地方武装亦统归彭、滕就近指挥。东方军组成后，七月二日三军团即率红四、五师由江西广昌的头陂地区出发，分两路经新安、丹溪和驿前、石城向福建进军，于七月五日到达宁化以西地区集结，去执行收复闽西沦陷的连城、新泉苏区和开辟闽北新苏区的战斗任务。实际上当时因没有一军团的协同配合，东方军虽奋力苦战，但孤军奋斗，搞得疲劳不堪，未能取得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东方军的历史功绩永垂青史
东方军虽然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但在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东方军彭德怀、滕代远和杨尚昆（滕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因病调离后，杨接任政委）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艰苦奋斗，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仍然打了很多胜仗，歼灭了大量敌人，打开了一些城镇，扩大了政治影响，扩充了红军，筹集了大量物资，部分地解决了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穿衣、吃盐等等困难。东方军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日，东方军向福建进军之后，几乎每战都是经过朱，周、彭、滕诸同志与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在往返电报中反复争论，甚至激烈斗争才取胜的。入闽第一仗是拔除宁化县的泉上土堡。泉上位于宁化县东北，地处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建宁数县毗邻之处，是宁化到归化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个土堡墙高约二丈五尺，厚二丈余，相当坚固，驻有国民党军阀卢兴邦师第三、七团，并有宁化、清流、石城、长汀四个县的残余地主武装四百多人，储有大批粮食、食盐等物资，是周围数县逃亡地主负隅顽抗的反动堡垒，威胁着附近苏区的安全，也是东方军向东运动、扩大苏区的极大障碍。所以东方军决定首先拔掉这个钉子。
但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者当时心目中只有中心城市，即使一时打不了大城市也要打县城，完全不把小小的泉上土堡放在眼中。所以，他们不顾实际情况，下令东方军首先攻打清流县城。
当时的争论，给东方军作战造成极大困难。七月四日，彭、滕电请第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转中革军委项英代主席，提出：“清流、泉上，嵩市仍为卢逆，共四团无变化。首先消灭泉上之敌，后再同时攻击嵩口、清流之敌。此举我有集结主力随时打击增援敌之便。”同时说明，清流城堡坚固，敌人利用天险加修工事，袭击万一不克，要延误时间，再从火线撤下打增援之敌，将影响士气。这些从实际情况出发所作的战斗部署，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战术原则，很快取得朱、周同意。七月五日，朱、周回电指出：“如敌情无变化，三军团应首袭泉上，占领后迅速取得归化，以一部断嵩口通永安联络，相机截击永安或连城来援之敌。”但是，七月六日项英回电，却极端主观地认为：“对东方军目前的行动，如就来电所云，事实上仅能消灭泉上、归化之敌，即转移北上，绝无可能打击连城援敌。”“泉上、归化均属城围，工事虽较清流易攻坚，则我意仍以清流为攻击目标，坚决消灭三团人，连城敌有增援可能，若消灭援敌对东南、西南战线有大影响。”
正当朱、周、彭、滕与项英争论之际，七月九日，卢兴邦部的旅长张兴隆率第三、九团从清流增援泉上。彭德怀、滕代远同志根据原定“围点打援”的战术原则，除令红五师主力继续包围泉上，努力进行坑道作业准备爆破外，即令红四师在离泉上三十余里的延祥设伏，准备歼灭援敌。
泉上通延祥的小道上，两旁均为高山峻岭，中间是一狭长洼地，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点。这一天，敌三、九团刚进入伏击圈，红四师张锡龙师长、彭雪枫政委立即发出攻击命令。红军战士先是从两侧山上居高临下以火力杀伤敌人，然后似猛虎下山冲入敌阵，展开白刃格斗，只一小时激战，干净利索地全歼该团，无一漏网。接着，红四师乘胜追击，进占清流东北的嵩溪；独立红七师进占清流西北岭下、田背一线；红三十四师进占清流西南的雾阁地区，从而切断了清流与泉上的联系，进一步孤立泉上敌人。同时，红五师第十三团也乘胜东进，歼灭归化守敌一个营，解放了归化城。
延祥伏击战的胜利，为攻克泉上创造了有利条件，也证明“围点打援”战术的正确。但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急于要进攻清流和连城守敌，七月十日又电令东方军“只留一团围攻泉上，并由该团抽出一连为基干，领导归化东北游击队，巩固归化”，同时命令主力部队大部分立刻转移到清流南面，准备消灭清流撤退之敌，配或合三十四师打击连城增援清流之敌。
在此情况下，七月十一日，朱总司令、周总政委不得不给项英连发两封电报：一封指出先袭泉上后逼清流才易打击敌人增援部队，不能采取积极进攻清流城的办法。并指出以三军团主力过清流河及令红十九师渡将乐河南下都是不妥当的，因目前多雨，山水时涨，闽省各河流急水深，运动大兵团不便，加以天热多病，三军团沿途已留上五百多病员，请项英“决定部队行动稍稍顾及此点。”同时，在另一封电报中转达了彭、滕的意见，力言如立刻移兵清流南岸，“围攻泉上巩固归化留一团兵力万万不足，因泉上敌之兵力超过八连人。我主力南移，连(城)敌如不动，清流敌可北向，解泉上围，我成隔岸观火，迂回过河须三天行程，现三军团每日搜山征发，只吃两餐稀饭尤不利这样行动。”并明确表示已复电令彭、滕依预定计划有步骤地争取胜利，要求项英：“请勿急，尤请勿直接命令彭滕，使他们无所适从时时请命，反束缚其不能机断专行。”七月十二日，彭、滕又将围攻泉上、清流、连城的意见电告项英，强调指出：“泉上土围敌八个步兵连，机、炮各一连，地主武装百余人(注：后查明有四百余人)，二团围一团是不够的。况反动童子军大刀会在外面扰乱，因此再无力顾及归化。”在朱、周、彭、滕据理力争下，项英等人才缓和口气，回电朱，周并转彭、滕解释说：“我迭电你们不是命令，而是提出某一阶段中作战意图……。”仍软中带硬，固执地坚持己见。
七月十四日，在东方军围攻泉上土堡，并接连取得延祥、归化战斗胜利的有利形势下，红三十四师在清流与连城之间的安乐、雾阁一带也积极开展游击战，配合主力切断清流、连城之间的联系。盘踞清流的卢兴邦主力三个团慑于我军的威力，弃城向永安撤退，红三十四师经安乐向秋口截击未获，于雾阁与马屋附近击溃从连城增援清流的敌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一个团，乘胜占领了上堡。红四师第十团、十一团和独立七师乘胜进占了清流城；红四师第十二团亦向嵩口坪、秋口推进，牵制连城守敌。
此时，敌七十八师还有两个团在雾阁附近的四堡。项英获知这一情况，并得悉连城敌人还可能派出三、四个团增援四堡的情报，没有通盘考虑整个战局，七月十六日便匆忙以“十万火急”电令东方军放弃泉上，立即南下配合三十四师歼灭四堡敌人这两个团，并准备歼灭连城援敌三、四个团，同时严令“部署中应注意不使该两团撤回连城固守，而成相持之势。”
周恩来总政委接到项英这“十万火急”的电令后实在感到为难，马上复电提出意见：“泉敌不应放走，围攻至少要两团(两团无外围敌有突围可能)，立刻以四团兵力配合三十四师袭击四堡(四堡有工事)，打增援队则火力不足。”“调十九师接围泉上，以三军团全部南移则延迟三天，泉上到四堡三天又恐四堡之敌情有变化。”但周总政委在提出意见的同时，为了执行军委项英的“十万火急”电令，还是尽最大努力，命令在将乐县白莲地区的红十九师迅即南下，两天以后赶到泉上去替三军团围攻泉上的任务，以便三军团腾出手来，集中兵力全部南下。同时，命令三军团除留足兵力继续围攻泉上，等待十九师来接围外，其余主力部队立即集中清流，经安乐、雾阁之西，秘密运动，配合三十四师袭击四堡。事实证明，不待我三军团南下，四堡两团敌人早已撤回连城，项英“十万火急”电令只是主观臆想而已。
七月十九日拂晓，围攻泉上土堡的红五师第十五团完成了坑道作业，把土硝装在棺材内，推进坑道炸开土堡围墙，趁硝烟弥漫之际，勇猛冲入堡内，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干净利索地全部歼灭守敌一个团，至此，延祥和泉上两战共毙敌四百余人，其中团长一人。俘敌一千二百余人，其中旅、团长各一人，营长三人。缴获步枪一千一百余支，迫击炮两门，机关枪七挺，卜壳枪六十支。此外俘虏宁化新旧县长二人，宁、清、归等县逃亡地主恶霸及地主武装三百余人，缴获大批现款、粮食、食盐等物资。
东方军首战告捷，拔除了泉上土堡，解放了清流、归化两县大片土地，军威大振。为了总结入闽以来几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周恩来总政委于七月二十日特地就“关于打泉上战略部署的争论问题”致项英一封电报，批评项英等人不顾实际情况和可能，连日频频来电，喋喋不休地催促部队攻打清流及南下打连城，并严肃指出：“我们争论并非意图不同，更非不认识主要突击方向或总攻下泉上即应北上与东向”，“我们不同，乃在我们判断连(城)敌援不是如你所料，不主张三军团主力立刻过清流河及南下……而你主张分兵南下，这是战略实施在战术上的问题，须估计到当时当地敌情、地形与我兵力、给养条件等，我坚持执行已定步骤(每一步骤是有前后接应的)达到胜利”。周恩来同志这些言简意赅的话语，对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主观主义的指挥方式是个有力的批评。
东方军军事上的胜利，为开辟新苏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盲目要求扩大战果。他们早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通过的《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就提出：“要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攻，连续的战胜敌人，消灭敌人武力。”把古田会议确定的红军三大任务缩小成只有打仗一项。所以解放这些地方后，不待部队深入发动群众，巩固新区，便匆忙命令部队去进攻连城，限时限刻到达，并指定必须由北向南进攻。他们坐在江西瑞金，不了解福建连城的实际情况，不接受攻打泉上作战部署争论的教训，仍在那里瞎指挥。
连城、新泉原为我闽西苏区，一九三三年初被十九路军侵占。所以，当我东方军围攻泉上土堡时，红三十四师及红四师一部分兵力已先后奉命进至连城周围，准备待机收复。
当时十九路军的六十师沈光汉部驻在龙岩至新泉一线；七十八师区寿年部驻在连城及四堡周围；而六十一师毛维寿部则驻扎闽中的泉州、永春一带作为机动。区寿年师是这次进犯我闽西苏区的先头主力师，辖两旅六团，师部还配有炮、工、辎重、特务等直属分队，总兵力约万余人。该师全系德式装备，武装精良，训练有素，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数第一流的军队，战斗力较强，又据守着连城强固的野战工事，确是易守难攻。但项英全然不顾这些实际情况，命令东方军当即攻取连城，并按地图所标示的位置，给东方军划定了由北向南进攻的路线。
那时正值七、八月天气，闽西天热如焚。彭德怀同志为弄清敌情，亲自带领侦察排到第一线侦察了一天，发现按项英的规定，由北向南进攻连城，我军完全处于仰攻地位，地形对我十分不利，连攻击点也找不到，实在无法完成任务。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距离连城东南约七十里的莒溪，驻有区寿年师丁荣光的四六七团大部，另以该团之黄康营驻守离莒溪西北二十里的朋口，守卫龙岩至连城和龙岩至长汀两条大路的交叉口要道，作为丁荣光团的前哨营。如果我军选择朋口作为突破口，必然可以调动莒溪及连城之敌出援，在运动中消灭它。但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不给前线指挥员一点机动权，谁也不允许改变他们的作战计划。面对这种情况，彭德怀、滕代远同志以革命利益为重，还是实事求是地将情况电告朱周转报项英，要求改变作战方案，经过反复争论，才获得批准。
七月二十八日，我东方军红四师和红十九师分别包围朋口、莒溪守敌，先后发动进攻。红五师和红三十四师则在外围担负牵制连城敌人，打击增援部队的任务。区寿年闻讯马上从连城派出四六六团钟经瑞部火速增援莒溪、朋口。我红五师第十三团早于二十九日清晨就抢占了朋口东侧的高山，控制制高点，敌钟经瑞部也企图争夺这个制高点。红十三团立即以一营迂回敌后，猛烈夹击，将援敌钟经瑞团全部歼灭。接着，全力围歼朋口、莒溪之敌，将改四六七团丁荣光部和所属黄康营全部歼灭。
八月一日，东方军所属红四师、五师、十九师、三十四师于连城东面的下堡胜利会师，欢庆建军六周年。在庆祝大会上，彭德怀司令员和政治部袁国平主任都讲了话，鼓励全军指战员继续英勇作战，争取更大的胜利。当晚还举行庆祝晚会，三军团和各师宣传队演出文艺节目，锣鼓喧天，歌声飞扬，全军上下一片欢腾。
区寿年得悉其四六六、四六七两团全部被歼，急电请示漳州十九路军总部。十九路军总部恐区师被我全歼，八月二日即电令区师放弃连城撤至永安，并令驻闽中之六十一师毛维寿部派出一个旅赶到大田、永安，掩护区师撤退。但八月三日区师尚存的四个团及师直属部队刚撤至连城县的姑田镇时，我东方军红四师、十九师、三十四师追击部队已经赶到，一阵猛打猛冲，区师顿时大乱，纷纷丢弃枪械、行李、辎重，夺路而逃。我军直追到小陶，再歼区师一个团，打得敌人惊慌失措，草木皆兵，一昼夜狂奔一百七十里逃至永安，狼狈不堪。
敌六十师沈光汉部闻讯，恐被我歼灭，迅即从新泉一线宿回龙岩；六十一师毛维寿部驻扎泉州、永春一带，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一仗，我东方军共消灭敌七十八师区寿年部一个旅三个团，俘敌官兵二千余人，其中旅长一人，团长二人，缴枪二千余支，军粮一千五百担，对国民党十九路军震动极大。这是十九路军参加反共内战史上受到最大的一次打击。从而使该军认识到反共只有自取灭亡，也是以后该军政治上从“反蒋反共抗日”转变为“联共反蒋抗日”方针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出所料，我东方军攻下朋口后，不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连城、新泉苏区，并乘胜追击，开辟了泉上、清流、归化纵横数百里的新苏区，完成了第一阶段在闽西的作战任务。东方军利用这个时机在连城进行十天整训，补充兵员，准备执行第二阶段向闽北进军的战斗任务。但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只让部分地方部队开展一些宣传活动，仍不让主力部队分散做群众工作，巩固胜利成果，八月十三日即电令主力部队立即北上进攻洋口、延平(今南平)。所以在闽西占领的地区虽然不小，已有八、九个县，但都似猴子摘苞米，取一个丢一个，一个也没有巩固下来。
八月十六日，东方军除留红三十四师驻守连城外，其余部队即挥师北上，开始第二阶段的作战。我们从连城出发，经清流、归化到沙县境内，解放了夏茂、高桥等广大乡镇，于八月下旬攻占了闽江上游的两个主要商埠—顺昌县的洋口和延平县的峡阳。击溃蒋军五十六师刘和鼎部三个团，缴获机枪四挺，火轮三艘，食盐十五万斤，其它军用品无数。接着，东方军的红四师、五师、十九师又将顺昌、延平隔断并围攻两城。红六师(原兴国模范师)及红二十一师第六十一团也从江西黎川及福建泰宁南下，包围将乐县城。此时，第一方面军指挥部已从江西东移，经建宁抵达泰宁县城组织指挥。至此，刘和鼎之五十六师即被我分割包围，如惊弓之鸟，在延平一面拚命加固工事，一面不断向十九路军发出呼援急电。
八月二十七日，彭德怀司令员亲临顺昌城外观察地形，了解到顺昌城三面环水，只有北面可以进攻，而北面炮楼却很坚固，砖厚楼高，不易接近。且城外二、三十里房屋极少，不便进行坑道作业接近爆破。同时，据侦察员报告，将乐县城也是三面环水，西北面又有高山可凭险扼守；延平这座山城素有“铁延平”之称，城墙高大坚固，易守难攻。根据这三座县城的地形和敌我态势，彭德怀、滕代远等同志决定仍坚持采用“围城打援”的方针，加紧佯攻延平，把水口、沙县十九路军这条大鱼钓出来，消灭增援之敌。
可是，当时十九路军蔡廷锴与蒋介石的矛盾已日益尖锐，蔡廷锴为保存实力，不愿积极增援延平刘和鼎部。我东方军在洋口、峡阳等地多次欲诱敌深入，歼灭其增援部队均未能实现；我围攻将乐、顺昌的部队又久攻不克，所以整个战局自八月中旬开始就一直处于僵持状态。八月底，蔡廷锴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才开始部署增援延平的兵力：令第六十师沈光汉部由龙岩进至永安，第六十一师毛维寿部由泉州经大田县向沙县集中，他亲率补充师潭启秀部进至水口、尤溪口两岸地区，小心翼翼地向延平方向接近。九月三日，我东方军一部沿闽江北岸直奔水口方向，准备截击援敌。行至夏道镇北岸时，俘敌前卫排，从审俘中得知敌人分乘数艘汽轮，拖着十几条木船到夏道码头，有的上岸做饭，有的还在船上。彭德怀、滕代远同志听汇报后即令红四师第十团从上游渡江，红五师第十三团一部就地渡江合击敌人。渡江部队迅速抢占对岸山头，然后两岸部队以机枪、迫击炮猛烈夹击，消灭敌人一个营，余部向水口奔逃；我红四师乘胜追击到福州北四十里之水口，又击溃敌两营。这一仗我缴获重机枪三挺，步枪百余支，汽车两辆，汽轮八艘，子弹四轮船，食盐七万斤。
这时已到九月中旬，东方军又转到延平的西芹，待机歼灭来自沙县的援敌。当时敌十九路军最精锐的六十一师毛维寿部已经进驻沙县，企图以部分兵力先占西芹，掩护主力继续增援延平。我东方军闻讯即令红五师第十三团连夜出发，截击来敌。九月十八日晨，与敌六十一师第三六六团郑为辑部及七十八师一个营、五十二师一个营共五个营在木芹山遭迂。木芹山是茅草丛生的大荒山，为抢占制高点，红十三团战士不顾一夜行军疲劳，奋勇抢占了木芹山主峰。敌人也拚命争夺主峰，战斗十分激烈，最后在山巅上展开肉搏战。在我红色战士勇猛冲杀下敌人溃不成军，一批批缴枪投降，我军乘胜直追数十里。号称十九路军中最有战斗力、从未打过败仗的“铁军”三六六团，这一仗就被我东方军红十三团全部消灭。我军创造了一个团的兵力在运动中歼敌一个团的新记录。东方军全体指战员士气十分高昂，在欢庆胜利的晚会上纵情高唱：“福州月，照我东方军。朋口之战歼敌二团人，区寿年闻风逃跑，连城变空城。永安敌从企图对抗，红军又插到三元城。再战沙县，威胁南平，十九路军溃不成军……”苏区群众听到捷报也纷纷集会，欢庆胜利，个个喜气洋洋。
左倾错误领导严重削弱东方军的战斗力
一九三三年秋，正当东方军频繁作战、连续取胜的时候，王明左倾错误的党中央领导者按共产国际“左”的指示，不仅在军事上继续推行一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而且在组织上也竭力推行极左政策。他们在干部路线上大搞唯成份论，不恰当地过分强调红军领导骨干必须是无产阶级成分、无产阶级分子。向各地区各部队派遣大批“钦差大臣”，去进行所谓“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把干部队伍搞乱。当时部队绝大多数同志是农民出身，而他们却只提拔工人出身的人。不问其是否具备干部条件，只要是无产阶级成分的就提拔。除了长沙、安源的一些矿工外，连手工业工人也照样提拔起来，而且一下就提为团、师政委，担任高级领导职务。这样，就大大削弱了部队的作战指挥和政治工作。同时，他们还大搞查田查阶级运动，查到谁是地主出身，不问是否属实，表现如何，斗争历史多久，就说谁是阶级异己分子，将其开除出红军，摧残了许多有用之才。
他们刚进行过“肃反”运动，又以反“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主义”、“两面派”等各种罪名，大搞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对不坚决执行他们的错误主张，而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的好干部则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批地进行处罚和撤换，随意提拔同他们气味相投、只知随声附和的人，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作风。家长制横行，一言堂成风。尤其是在闽西和红军中反对所谓“罗明路线”，打击面更宽，影响更坏，危害也更大。
事实真相是：一九三三年，罗明同志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并组织“中共前敌委员会”以指导前线的工作。他对闽西的情况比较熟悉，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大胆地向党中央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中谈到要积极坚持岩(龙岩)永(永定)杭(上杭)地区的游击战争，这个边沿地区条件比较困难，“赤化千里，筹款百万”应因地制宜，所有土地税款等收入不能完全集中到国库，应留一部分作为地方的机动费用，否则脱离生产的游击队等人员无法维持生活。还谈到“创造百万铁的红军”也应从闽西的实际情况出发，除动员一部分兵员补充主力红军外，还应动员一部分兵员补充地方武装，以锻炼提高地方武装的战斗力，更好地保卫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在“扩军工作中，也要量力而行。因为在苏区地方不大，人口不多，几年来动员再动员，扩大再扩大，究竟要动员、扩大到什么程度，需要有个限度，不能无止境地扩大。如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还要进行突击，这当然不现实。罗明同志虽然一再写信给省委转告党中央，说明前线这些实际情况，但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根本不予考虑，仍坚持要边沿游击区上缴一切税款和扩大百万红军，并认为罗明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是反对党中央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的。于是在组织上普遍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并错误地认为在红军党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尤为重要，只有肃清红军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保障最大限度地巩固与扩大铁的红军，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这样就把地方上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扩大到红军中来，引起东方军内部的严重混乱。当时，不少同志不明真相，被左倾空喊的口号所蒙蔽，认为罗明路线是“反革命”，更有认为罗明就是“反革命者”的，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甚至罗明同志从前线回来，连炊事员也不给他做饭吃。他去理发店理发，刚坐下，理发师傅听说他是罗明，马上把他撵走，不给理发。罗明同志被撤了职，还有很多好同志，中高级干部也受到诬害、牵连。如保卫黎川的是我们一个五、六百人的独立团，蒋介石以三师进攻黎川，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放弃黎川以保存有生力量是必然的。但左倾冒险主义者根本不体察实情，硬是给前线指挥员加上退却逃跑、违抗命令、右倾机会主义等罪名，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并拘捕交军事检察所公开审判。他们大搞惩办主义，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在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同时，在江西也开展反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唯俊)、古(古柏)等同志的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使许多地方干部和部队干部均受到打击，搞得人人自危，党内军内恐惧心理和社会不安现象十分严重，大大削弱了东方军的战斗力。这场斗争的实质就是为了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进一步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因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调动了五十万大军，分四路向苏区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其北线部队已自临川、南城、贵溪等地向我进攻，侵占我黎川，形势十分紧张。
恰在此时，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闽北军阀刘和鼎、卢兴邦等部失去十九路军的支持，顿时陷于孤立。在这个对革命十分有利的新形势下，彭德怀同志发了电报给中央，建议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七、九军团出苏区，向闽浙赣地区进军，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并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这个正确意见未被左倾错误的党中央领导者采纳。博古还批评这个建议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其实彭德怀同志这个建议和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同志说过：“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19页）
毛泽东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的正确建议未被采纳，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的错误方针，震惊于九月二十八日黎川一城之失守，而不考虑当时东方军在闽北正是消灭孤立无援的刘和鼎敌军，在敌人堡垒地区之外大力发展苏区、粉碎敌人“围剿”计划的大好时机，命令东方军立即返回北线，企图收复黎川。
在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压力下，十月初，作为东方军主力的三军团只好从延平、将乐、顺昌前线撤回泰宁集中，然后转向黎川方向前进。十月七日，当三军团行军到达江西洵口时，不期与敌遭遇，经过三天激战，消灭了敌军赵观涛第六师第十八旅(三个团缺一个营)，生俘旅长葛仲山。当时敌十八旅残存的一营据守在山顶土寨子，虽然山很陡，不易爬上去，但山上无水，我们再围困它半天，即可迫使该营就歼。这算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但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不待困死之营被消灭，便命令立即向黎川以北白区敌人的巩固阵地硝石进攻。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三个师，硝石正在这三点之间，各隔三、四十里，处在敌军堡垒群中心。当我军奉命进入硝石时，发现已钻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而且泰宁以北之敌，发现我主力在黎川方面，将向我泰宁进攻；黎川、南丰、南城之敌，亦将向硝石夹击我军。在这危急关头，彭德怀同志当机立断，连电陈词反对上述命令。最后总算复电允许三军团撤出硝石返回洵口、莲塘一线，才避免遭受严重损失。
十二月十二日，敌以一个师守黎川，三个师向福建、江西交界的德胜关推进。我三军团预先在半路埋伏好，当敌进至团村我伏击圈时，一声号令，我主力部队同时猛烈突入敌阵，手榴弹声、机、步枪声、喊杀声震撼山谷，敌军大乱，向黎川城内逃窜。我方四个师共约一万二千余人，击溃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共约四万余人。仗虽打胜，但俘虏不及千人，算是打了一个“击溃仗”。这一仗，从战略上看，“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无后方补充的我军，实际意义并不大。据彭德怀同志以后回忆：“如果当时一军团在，我一、三军团靠扰作战，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当能全部歼灭；加上洵口歼灭之三个团，就是十八个团；再寻机歼敌二十个团左右，敌第五次‘围剿’就可能被粉碎，历史上也就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了。”
左倾错误领导造成东方军功败垂成
一九三三年十月初，三军团奉调返回江西之后，东方军没有主力支撑，在福建发挥不了作用，而三军团在左倾领导者的指挥下，虽奋力苦战于黎川周围的硝石、团村地区，并一度转战于浒湾、琅琚、珀玕一线，但打的大多是消耗战，未能机动自如地打击敌人。而正在此时，李济深、陈铭枢和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正主动找我军联络，酝酿和发动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这对于我们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为有利。可惜当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同样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没有积极支援十九路军，坐失了一个打击、消灭蒋介石反动军队，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大好时机。
这里要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与十九路军通过斗争求得联合的一些历史情况：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进攻上海，发生了淞沪战争。驻．上海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官兵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救国浪潮的推动下，违抗蒋介石不准抗日的旨意，奋起应战。从一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一日打了三十三天，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在战斗中，由于蒋介石驻苏浙嫡系部队六十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坐视十九路军孤军苦斗，且克扣其军饷及海内外同胞捐赠的款项物资，使十九路军的抗战更陷于困境。三月三日，国际联盟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蒋介石求之不得，马上逼迫十九路军撤离阵地，在英美帝国主义的策划下，与日本侵略军和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将上海变为“自由市”，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等等，实际上出卖了上海，牺牲了国家主权。
停战后，蒋介石决心对“违令”抗日的非嫡系部队十九路军加以整肃。他本想把十九路军先调离京沪，然后进行肢解，未达目的，乃改令十九路军到福建打红军。阴谋以十九路军消灭红军，或假红军之手消灭十九路军，或使两败俱伤，他好一箭双雕，坐收渔人之利。一九三二年五、六月间，十九路军调到福建之后，背靠大海无处可走，面向苏区进退两难。当时十九路军广大士兵要求抗日，而不愿打内战。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也知道“剿共”不能取胜，但从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实力出发，还妄想排除共产党和红军势力出闽西，在福建搞个“模范省”，统一全闽政权，联络广东、广西新军阀，在福建造成割据偏安之势。所以，他们在漳州、厦门登陆之后，仍然服从蒋介石的调遣，以七十八师区寿年部为先头部队，六十师沈光汉部后续，并调动闽西、闽南土著军阀杂牌部队和反动民团，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行动，不断进犯、蚕食我闽西苏区和闽南游击区，于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侵占我龙岩，四、五月间又占我连城、新泉等大片苏区，并积极准备进攻我汀州城。一九三三年七月，我东方军围攻泉上，威逼清流卢兴邦部时，驻连城的七十八师区寿年部派出一个团增援清流，被我击溃；八、九月间，我东方军围攻延平国民党五十六师刘和鼎部时，十九路军又令六十一师郑为辑团前往增援，蔡廷锴还亲率补充师谭启秀部进至水口、尤溪口一线待机增援，均被我击溃。由此可见，当时他们虽有反蒋抗日的愿望，但在实际行动上仍然是反共与屈从于蒋介石的。经过我东方军消灭其区、毛、潭师各一部后，铁的事实教育了十九路军领导人，使他们认识到继续反共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而要反蒋抗日，只有联合共产党才有可能。遂决定变“反共反蒋抗日”的方针为“联共反蒋抗日”。事实证明，东方军对其作战的胜利，是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一九三三年七月，东方军进军福建后，连战皆捷，造成了威逼福州的形势，蒋光鼐、蔡廷锴害怕十九路军被消灭，于九月中旬亲自写信并派代表陈公培到前线找东方军联系，表示愿意和谈，共同抗日，双方先行停止战争行动。陈公培在延平附近的王台见到了东方军彭德怀司令员，陈公培表明他们要反蒋抗日，不反蒋就不能抗日，彭德怀同志开导他们说：“对，抗日必须反蒋，因为蒋介石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只有抗日才能停止内战。”谈完话请他吃了饭，留宿一晚。彭德怀同志又给蒋、蔡写了回信，对十九路军响应我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宣言，愿和红军合作抗日的态度表示欢迎，对十九路军过去反共压迫人民的行动，也作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正式谈判。陈公培走后，九月二十三日，彭德怀同志立刻将上述情况电告了中央。
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收到彭德怀同志回信后十分高兴，立即又派陈公培与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到瑞金正式谈判。陈、徐到瑞金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他们，晓以抗日救国大义，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反蒋抗日的决心。由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对十九路军采取了联合、教育的正确方针，促使陈、蒋、蔡等人进一步酝酿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部署，在十月二十六日和我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之后，他们更感到无西顾之忧，遂于十一月二十日揭起义旗，宣告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举事后不久，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聚会、感到放弃了国民党，没有个组织，处境不利，于是另行组织了“生产人民党”。原在十九路军中有活动、有发展的“第三党”后来声明解散，很多第三党人也参加了“生产人民党”。
无疑的，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官僚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一场斗争。他们的反蒋抗日行动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完全应该利用他们的矛盾，支援十九路军，一面发展抗日力量，一面牵制蒋介石的兵力，粉碎其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但是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却以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福建事变，错误地认为“第三党”与“生产人民党”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比国民党、蒋介石还坏、还反动，更带欺骗性。武断地认定：“‘人民革命政府’存在以来一个月多的事实，证明它的一切空喊与革命的词句，这不过是一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们的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并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为了要维持这个统治，为了阻止和妨碍中国民众胜利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就这样轻率地否定了福建事变反蒋抗日的进步作用。毛泽东同志、彭德怀同志提出的集中红军主力出苏区，威胁京、沪、杭，掩护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和打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计划的正确建议未被采纳，坐失了有利的战机。
福建事变后，我红军不积极主动支援十九路军。而阴险狡猾的蒋介石却看准了这个时机，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由北线抽调八个师的兵力沿光泽、邵武、顺昌一线，并从其他路线进攻十九路军，使“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刚刚诞生就面临覆灭的危机。当时获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三十六师自抚州出发，到金谿停留两天，主要是准备粮食，因离金谿后一两天，就进入我苏区，筹粮困难。规定每个官兵必须自带五天的粮食，非万不得已时不准食用。离金羚后，规定每日行程不超过六十华里，并尽可能将部队集结于一个地区，每日上午七点多钟出发，下午三点钟左右就到了宿营地，立即侦察地形，配置警戒，构筑工事，然后才准吃饭和休息。这一切措施都是为了防备我红军的突然袭击。自金谿到邵武，都是崇山峻岭，坑深路险，敌人行军二十天，天天提心吊胆，对红军十分害怕，但始终未被红军拦腰截击，没有发生什么战斗。之后，蒋军嫡系第十师、八十三师又沿着三十六师的行进路线到达顺昌，同样也没有遇到红军的袭击。这样好的歼敌战机都被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丧失了。
一九三三年底，蒋介石部队逼近延平，并以狂轰滥炸威胁十九路军官兵，用金钱、地位收买十九路军中的一些将领，加剧了十九路军的内部分化，有的部队自行溃散，有的部队投降叛变，“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已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这时，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才开始有了“唇亡齿寒”之感，恐蒋介石消灭十九路军后，会加紧对我进行“围剿”，因此下令再以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第二次入闽，援助十九路军，但为时已晚。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遇事不是主观武断，就是优柔寡断，而且不给前线指挥员临机应变之权，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每次战斗都要由坐在瑞金的李德按作战地图进行部署，甚至有时连一门炮、一挺机枪应配置在什么位置上，都要由李德在电话里按地图标定。正因为他情况不了解，经常朝令夕改，来回折腾，搞得前线指挥员手足无措，经常延误战机。周恩来总政委十分气愤，不得不给博古、项英发电，请求在相当范围内给予部署命令之全权，电称“连日电令屡更，迟在深夜始到……，使部队运转增加困难。请在相当范围给予我们部署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这才为东方军和其他部队争取了一些主动权。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日，东方军编组就绪后，彭德怀司令员、杨尚昆政委发布“向东突击动作的命令”，一月四日，三军团由头陂一带出发，经安远、泉上、归化、夏阳，于一月十日到达沙县的富口地区待机；七军团的红十九师、三十四师也先后从泰宁南下配合行动。一月十一日，东方军开始包围沙县城。此时，蒋介石慌忙派其主力第四师由延平前来增援，我东方军红四师马上奔赴青州附近迎击敌人，将该师击溃，毙敌团长二人、营长四人、毙伤敌军二百余人，取得第二次入闽的初战胜利。
打沙县是一次攻坚战，沙县城墙很厚，守敌新编五十二师卢兴邦部两个团的兵力防守严密，火力很强。我军决定爆破攻城。彭德怀司令员、杨尚昆政委和邓萍参谋长亲自部署并指挥工兵连挖坑道。彭德怀同志亲手教战士们用土硝、硫磺配制好炸药，又带领战士们潜伏到城墙底下挖好坑道。一月二十五日拂晓，总攻开始，一声巨响，把西门城墙炸垮了一角。我英勇的红军战士趁势冲进城内，勇猛冲杀，到早上七点钟沙县就被我占领，守敌全部被歼。共消灭敌人两个团及师直属队，俘敌一千三百余人，缴获步、机枪一千四百余支，炮八门，子弹十万八千余发，炮弹二万余发，无线电台一部。我军攻占沙县的当天，马上利用缴获的敌电台和密码，以卢兴邦的名义要蒋军指挥部空投弹药增援，果真第二、三天，蒋军连续派飞机空投了大量弹药、钞票，均为我缴获。同时，我红五师乘胜攻占尤溪县，缴获卢兴邦的兵工厂全部。红军战士们边忙着运送缴获的物资和兵工厂的机器，边兴高采烈地唱起欢庆胜利的行军小调：“红军向东行(啦嗦咪嗦)，围攻沙县城、城里驻有两团兵(哆睐哆啦嗦哆啦咪嗉)；沙县有个卢兴邦(睐哆睐咪哆睐哆)，干净消灭两团兵(梯睐梯睐啦嗦啦)……”个个手舞足蹈，笑声朗朗。这歌声笑语冲开了萦绕在沙县上空的硝烟，驱散了压抑在人们心头的闷气，使整个沙县城更充满着胜利的欢乐。这次缴获的兵工厂机器搬回瑞金后，为部队修好了不少武器，翻造了大批子弹，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此时，敌人有两个纵队已向我泰宁、建宁方向运动，似有袭取我建、泰的意图，因此，一月二十五日，彭、杨即令红四师以三天半至四天的行程先赶回泰宁，配合一、九军团阻击南进之敌，一月三十，红五师，六师亦撤回归化待机，仅留下七军团的红十九师、三十四师驻守沙县。
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东方军红六师攻克将乐县城，十一日西撤泰宁待机。二月十八日，为阻击进犯中央苏区之敌，三军团又返回江西广昌的头陂一带，准备投入反“围剿”新的战斗。至此，以三军团为主的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胜利结束了。
但是，东方军第二次入闽作战的胜利，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对于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都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蒋介石迅速击败十九路军，“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很快失败。一九三四年三月，蒋介石回过头来，又重新布置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东方军两次入闽的胜利成果不仅未能巩固下来，而且被全部葬送了。但是东方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战斗，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的正确领导，彭德怀、滕代远和杨尚昆等同志遵照毛泽东同志的作战原则，呕心沥血卓越指挥的功绩，将永远为人民所纪念!东方军的烈土们永垂不朽!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党中央领导者，不总结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经验，更不总结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的经验教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部署上又犯了严重错误。在政治上过分夸大自己的力量，轻视敌人的力量，忽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的特点，提出“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苏维埃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主义口号。在战略上否定运动战、游击战，采用阵地战、正规战。抛弃了“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打歼灭战”的方针，采取以堡垒对堡垒，主力对主力，分兵把口、短促突击的办法，使自己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当时，敌人掌握着整个国家政权，动用五十万军队“围剿”，还有帝国主义的帮助。我中央苏区只有二十一个县，中央红军只有十几万，加上赤卫队才近二十万人，武器、弹药则更不如敌人。总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与敌人拚消耗、打阵地战，正暴露了我之短处，发扬了敌之长处。虽然我英勇的中央红军给了敌人以不少打击，但自己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而且完全陷于被动，不能自主地消灭敌人。战争形势的发展对我非常不利，最后只剩下一条路，不得不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被迫长征。
纵观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的经验教训，东方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战斗精神，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给我们党和军队造成的严重损失和深刻教训，我们也决不能忘记。
(摘自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参考资料》第三期1982年3月10日)
回顾在归化县任职期间
肖来芙
我是1928年(18岁)在江西省吉安县富田参加赖金邦领导的吉(安)泰(和)游击队，和我一起参加的有20多人。直夏、富田、东固一带在游击队领导之下进行了暴动，暴动后成立了陂头区苏政府、区委会、团委和区工会等组织，区工会召开工人代表会，我当选为陂头区工会青工部长，后任陂头区少共区委书记，还先后任白沙、罗家等区少共区委书记。
1932年任少共公略县中心县委副书记，过了几个月，又被调到江西省少队部政治训练处任处长。
1933年，我被选为江西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就在这次全苏会议即将结束时，我就被中央调到福建省。当时，省委组织了一个六个人工作团，由我、吴小文(福建长汀人)、傅自强(江西瑞金人)、林××(福建长汀古城人)、刘孝森(江西吉安富田人)、刘愈益(江西吉安富田人)等组成，一起分配到福建省归化县去加强边区工作的领导，并由我当工作团主任。到归化前，省委就决定我任少共归化县委书记，傅自强任组织部长，林××任宣传委员，吴小文当妇女主任，刘孝森任县苏财政部长，刘愈益任事务长。我刚到归化时，中共归化县委书记是肖恒太(江西吉水县金滩人)；肃反委员会主任是个姓江的担任(福建长汀人)，个子较高，比我大两岁左右；裁判部长是杨桃芳(福建归化县人)。
到归化一个月后，肖恒太因工作需要调回省委去了，中共归化县县委书记和少共县委书记都是我一人担任。当时，归化县委委员记得有叶鸿辉、吴桃芳、赖水金等本地人，还有吴小文、傅自强、刘孝森以及宁清归军分区方面来协作工作的同志等七八个人。我离归化时，中共归化县委书记是由宁清归军分区司令员接任。
少共归化县委书记开初是我兼任，以后是傅自强接任。
我在归化工作期间曾在县城过了一个年。大约是1934年4—5月，又到宁化红军医院养病几个月，实际工作只有半年多时间，县肃反委员会有五个人组成，由县苏机关负责人和东南、西北办事处负责人参加；当时，宁清归军分区驻在归化，经常同大刀会、童子兵、保安队等交战。
1934年4月国民党开始来围攻，由福建沙县方面来，卢兴邦和地方保安团来会剿。这时，我们开始搞起游击战，组织起归化县游击队，我当政委，肖兴依(湖南人)和杨根荣先后当队长，肖兴依是军分区部队调过来的。游击队属归化军分区管，游击队有20多条枪(长枪)，30多个人。游击队一建立，稍训练，就开去将乐打保安团，敌人在河背山上，我们游击队在山下，这次没有打好，负伤了个把人。军分区看到我们装备不足，力量又不强，就调了回来，把清流、泉上、归化三个县的游击队合并起来，组成“清泉归游击队”，游击队长仍然由肖兴依担任，其他领导记不得了。以后，我又被调闽赣省。不久，闽赣省委书记钟循仁（他原先在公略县任过县委书记，我是公略团县委书记）。指派我又回到归化组织工作团，搞地方工作，我又再一次当归化县工作团主任，主要任务是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宁、清、归、将、建、泰几个县交界的大山上进行游击活动。至1934年夏，游击队和军分区都各自散开，我们到闽赣边区游击去了。
（肖来芙，又名肖来富。江西吉安人，曾任中共福建省归化县委书记）
对归化保卫工作的回忆
潘友宏
1933年冬，我在江西吉安东固参加革命。原在红一方面军，1934年1月东方军第二次入闽，随主力军团到归化，主力红军东进打沙县，我留在归化县保卫局下属的保卫队当司务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在闽西北活动的红军部队，遵照中央指示，留下来开展游击战争，闽赣第一分区直属队和归化保卫局，保卫队组建为闽赣军区独立十八团二连。此后，随部队转战在宁化，建宁、泰宁、归化、清流、将乐和沙县等边界的大山上；在归化整整度过了八、九个月的时间，当年在归化的战斗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4年1月6日，归化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同时设立了归化县政治保卫分局，局长马炳章，长汀人；保卫局下属有一个保卫队，队长罗××，北方人，当时，归化保卫局、保卫队都在一起，设在归化县城叶家大厝，局长住在厢房，保卫队住大厅边的平房。
保卫局是公开的专政保卫机构，凡有苏区政权，都设有这些专政机构。归化县保卫局设有侦察、保卫、审讯三个科，还有一个保卫队；当时的保卫局类似现在的公安机关。保卫局的职责是肃反和保卫工作。如维护交通线，护送中央主要领导干部来往苏区，侦察、警戒敌人的破坏活动，严厉审讯混入苏区和武装队伍中的敌探，还要参与打仗，肃清反革命、刀团匪，发动群众筹集粮款，保障部队兵站、医院的物资供给，组织担架队上前方运输军需物资，护送伤员，及护送机要文件、邮政的传递等。在归化时，我们被敌人围过一次，敌人从高山上下来，我们把城门关闭起来，配合红军部队守卫在城墙上的工事里，大刀会是带梭标，有3000多人，等敌人靠近城墙了，我们居高临下一齐开火，一举击溃了敌人的进犯，以后，敌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归化县保卫队(亦称执法队)，由60多人组成，相当于连的架子，建立有党支部，属保卫局党组织领导。保卫队分6个班，每班十来个人，班有党小组；保卫队都是一些优秀的、久经考验的红军骨干组成，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保卫队为主看押犯人和豪绅，另是掩护领导干部，担任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保卫队着灰色服装，戴蓝色领章，开始，很难与地方群众接触。但是，我们每到一地都十分注意宣传发动群众，召开群众大会，群众见我们是维护他们利益的，军民关系十分融洽，在当时红军连五分菜金得不到保障的艰难环境下，由于注意依靠群众，严厉打击反革命，对敌人威胁很大，国民党反动派视之为眼中钉。保卫局、保卫队是军分区和地方政府中的一支骨干力量。
1934年1月间，红军攻下沙县，夺取了尤溪敌人兵工厂，军分区配合地方武装有组织地把战利品搬运到苏区内地。我们保卫队担负着集中归化的战犯和豪绅押送汀州去，2月1日，保卫队一个班押送犯人过清流去汀州，在嵩溪附近遭刀匪伏击，战士们发起反击，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终于击溃进犯的刀匪，缴了大批战利品，但这次战斗我们也牺牲了两位战士。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撤走后，我所在的独立十八团二连的任务是继续掩护红军转移，留下来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春，编入新四军二支队。不久，我们奉命北上抗日了。
（潘友宏，原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战士，归化县保卫局保卫队司务长）
红四军在归化
吴德华
我是1905年出生，1928年参加革命。当时我在二纵队后转四纵队。那时宣传部长是张鼎丞，纵队长罗荣桓，军需处长赵耳儒。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我都见过。
我所在的部队在归化、清流、连城一带活动较多。归化我到了好几次。
毛主席1929年1月从井冈山下来，第一仗打大柏地，占宁都后打长汀郭凤鸣。
2月底到东固，我在二十团，毛主席带领部分红四军，我也随着调到二纵队四支队当宣传员。
第一仗打汀州，把郭凤鸣打死了，这个旅也消灭了。我们就分散开来做群众工作。过去部队打了一个胜仗就分开来做群众工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我们发动群众建党、建军、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府，建立政权。
归化我们住过一个时期，住几天或半个月就走了。那时主席规定：凡是休息三天的地方，就要搞些宣传，我们宣传队就是搞这样的工作。我们建党、找贫雇农找最勇敢、找最坚决的。每到一地，我们要经过调查，了解有多少贫农、雇农和地主。那个土豪压迫人最利害，害死张三李四都要了解，采取的方法是到偏僻的地方，一个个叫来谈，这样他们肯讲。这些人打土豪分田地，他也带头、不怕，把他们组织起来，介绍其中坚定、勇敢的入党，入党后要成立政府，组织游击队，有了政权，有了党、有武装后告诉他如何发展。主席讲，我们的政权是波浪式的向前发展，由小到大发展起来，把他们联合起来，这样可以几个县联在一起。联络是放号炮，一炮是报敌情(也是准备)，二炮要集合，三炮跑步前进……
古田会议后，我们从连城到清流(院子里是大石板)在那里住了几个晚上、到归化县城住了一个晚上，我们一到就做宣传工作，全城到处写标语，连学校桌子下都写，凳子也写……
我在二纵队时纵队长是伍中豪，后来是曾仕诚，党代表是罗瑞卿。
“千里回师”时我随第四军十一师经过归化。毛主席的“如梦令”就是在清流、归化一带写的。
有一次过年的时候是1930年2月份吧，我们从归化出发，打唐云山的部队，那时下大雪，敌人大意，我们把他消灭了。
第二次反“围剿”时，罗瑞卿自江西吉安东进福建，到建宁攻打刘和鼎的部队后到归化、清流、宁化一带工作。我在安远，曹坊一带工作。
明溪县调查组采访记录
1979年2月26日
（吴德华同志原系红四军十一师政治部宣传委员，曾任江西农学院院长。）
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归化县的党政军群组织的回忆
张举标
我叫张举标，是明溪县枫溪小雅人，小的时候到明溪的一家姓孔的理发店当学徒。因我在理发店，接触的人也多，消息也比较灵。1930年春，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第一次过明溪县。1931年7月，红军解放了归化城。不久，成立了“归化县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是蔡福钦，后赖水金。接着，又成立了“中共归化县委”，书记是肖恒太，后肖来芙。“县工农革委会”和“中共归化县委”合在一起办公，地点是在明溪城关惠利桥叶大增家办公，后又迁到东门黄家(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我是由红军独立七师的陈司令和参谋长刘子生介绍当苏维埃代表的，参加红军工作。因为我的师傅同红军的参谋长是江西同乡人，我出身又好，理发接触的人又多，为红军做工作是很好的。“打土豪，分田地，穷人翻身得解放”。我是很积极参加红军的工作的。有一次，红军在县新民小学办学习班，有赖水金、李鑫书、邱文澜等40多人参加学习。在学习班由刘子生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我在中共明溪县委和红军师部当宣传员。除吃饭外，每月发给我六元钱。我的任务是做红军宣传工作，调查明溪各地的土豪。我还到过将乐、白莲、嵩溪、林畲、泉上、枫溪、鳌坑、胡坊、三元、沙溪、常坪等地了解民团、大刀会的情况。在分田中，我同红军战士和县苏的王顶妹到城关塅上田里插牌子。我同红军的一位领导是专门筹款的。红军司令部或县革命委员会开条子给我，我又把条子交给土豪。当时，全县大约有20到30家土豪。每一次罚款200到600块光洋(银元)不等。我收到钱后，就交给当时的财政部。
中共明溪县委书记是江西人肖恒太，后来肖来芙。黄火星、温含珍也有担任过。
大约1932年，在中共归化县委的领导下，成立了县东南办事处支部和县西北办事处支部。东南办事处管坪埠、龟山、溪口、十里铺、黄窠等乡，在张和森家里办公，负责人赖水金。西北办事处，管狮窠、王桥、罗地、垇头、画桥等乡，在张运和家办公，有时也搬到张文成家办公，由李鑫书、廖新增和我负责。我是任“归化县西北办事处政府”工会主席，兼裁判部委员。
1933年7月，东方军又收复明溪城。11月，各区、乡进行选民登记，开展选举活动，县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我是做普选宣传工作的。经过各区、乡代表选举，1934年1月成立归化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叶鸿辉，副主席张国华，土地部长赖水金，军事部长叶鸿辉兼，财政部长刘孝森（后李鑫书），粮食部长叶维书，保卫局长马炳章，青年委员会主任杨桃芳。
在1931年成立“归化县工农革命委员会”后，县东南办事处、县西北办事处革委会成立。以后又有华枫、苎畲、鳌坑、王桥、坪埠、龟山、溪口、画盖等乡的工农革委会相继成立。
当时县的工会主席是李鑫书，农会主席是张隆友，妇女会主任吴小文，副主任邱惠莲、袁凤文、王八妹。肖恒太、肖来芙，付自强都担任过共青团(少共)的书记。
归化县的武装是比较复杂的，有地方武装，又有正规红军。1931年秋，就组织有游击队，队长周吉祥。在归化的军队很多，后来又成立独立营、独立团，是叶鸿辉负责。同我参加游击队的有王俤俤、谢石、杨桃芳等人，中队长是李元勇，分队长何××，班长赖田仔。单理发行业就有王云仲、王义太、陈少云、廖泽真等人。当时的游击队有200多人，是一支有三个连的游击队。先后到清流林地(灵地)、嵩溪，明溪的夏阳，将乐的南口，宁化的延祥、安远，建宁的官长口，泰宁的弋口等地同国民党民团、童子兵打过仗。
在1934年春，为打击敌人，又重新组织了“归化县游击队”，政委肖来芙，队长肖兴依，后由杨根荣担任。有一次游击队打将乐的保安团，但没有打过去，游击队就把将乐南口白莲的东西，糖果、饼、洋火(火柴)、盐等物搬运回明溪，在惠利桥开一个合作社，这些缴来的商品，供应红军和群众。合作社由杨桃芳、李鑫书负责。杨桃芳兼卖药。
后来，闽赣省军区看到归化游击队力量不足，就把清流、泉上、归化三个县的游击队合起来，成立清泉归游击队。由于主力红军北上，游击队到处打击敌人。因对付不了敌人，死的死，被抓的被抓，我在中溪被国民党保卫团抓到后，就不知游击队的去向。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原闽中游击纵队司令员林志群回顾明溪夏坊遭遇战
王文津
蔼然蒙茸的暮春细雨中，一位饱经风霜的革命老同伫立在闽西北山区明溪县金岗山上。原野的风吹拂起他衣襟，他深深地吸着一口清新湿润的空气，慷慨地说。真快呀，四十年过去了”!这位革命老同志是当年闽游击纵队司令员、现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副任林志群同志。今年春，他故地重游，慷慨万千，四十年前在明溪县的一场激战浮现在他的眼前。
一九四六年春，林志群率领闽中游击纵队数百名战从沙县出发，进入明溪县夏阳、旦上经常坪至夏坊，准长途奔袭建宁。部队夜行昼伏，到了夏坊，天已大亮，伍便在乌石村的农家草房中歇息宿营。为了做好防卫工作，林志群派出警卫班占领村后山的高地担任了望警戒。一夜一百多里急行军的战士们疲备极了，一下子便纷纷入了梦乡。
清晨的乌石村炊烟袅袅，四周尽是高山和树木。远望，层层梯田层层树，层层高山重重雾，显得宁静清幽雾中一条小路逶迤通往夏坊的大路。担任高山了望警戒战士们虽然也十分疲劳，但想起革命的重担，个个精神奋发，睡意顿消。他们在山顶大树上搭起了望台，轮流执勤警戒，警惕地观察大路和四周的情况。太阳过了中午便逐渐西沉，四点多钟了，了望哨没有发现丝豪敌情的迹象，加上山区树多，天色暗得快，林志群便把警卫班撤了下来。这里水田多，那田螺又大又肥，田螺肉的芳香有多诱人！为了改善伙食，林志群带着战士们分散在田里捡田螺。不知怎的，敌人保安团得知消息，突然包围了小树林和战士们的宿营地，可是这时谁也没有发现。“哒哒哒哒……”，敌人开火了，一阵机枪扫射，打得水田泥土飞溅，情况万分危急！
林志群面对突变的情况，十分镇静。他想，这股敌人可能是尾随而至的，他们人多枪多，目前只有一条路一一从后山翻越突围。于是，他立即命令机枪班迅速抢占后山制高点，掩护队伍从后山突围。后山又高又陡，没有路，机枪班的战士们扛着机枪，弹药，由前面二、三个战士披荆斩刺踏草开路，飞速上山。这时，敌人发现了我军在抢占高山，也立即命令队伍从另一面抢占。“时间就是生命”！双方展开了在抢夺制高点的竞赛。林志群身当士卒，率领机枪班奋勇向前，终于提前三分钟抢先爬上山顶。战士们个个气喘吁吁，额头上的汗水象断了线的珍珠直往下淌，可是又有谁能顾得上擦一下呢?队伍随即散开，进入阵地，土包上架起了机枪，石头后面露出了乌黑的枪口。山下，敌人端着刺刀，猫着腰争先恐后往上爬，相距只有十几米远了．林志群卧倒在机枪射手旁边，一挥手，一枪打倒冲在最前面的一个敌人。
“打”!随着他的命令，我军两挺机枪交叉喷着火舌，密集的火力一下子把保安团打得象秋风扫落叶，纷纷往下退去。接着，一枚手榴弹又揍得它们哇哇乱叫。趁着敌人混乱，林志群组织小分队反冲击，在机枪掩护下，队伍迅速从后山冲杀突围，经过几个小时的急行军，把尾随的敌人甩在后面，胜利地完成了长途奔袭的战斗任务。
一阵喇叭声打断了林老的回忆，是盘山而上的汽车。林老向随的人们详细地讲述完了这次遭遇战，语重深长地说：“要是慢五分钟，让敌人枪先占了制高点，我们就有全部被歼的危险！”我伫立在林老身边，久久地思考着，战争年代，时间就是生命，如今四化建设，时间也是十分宝贵，一寸光阴一寸金哪！
我的从军之路
蔡福培
1931年，我18岁。工农红军来到明溪，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红军每人左臂都戴有红袖章，上写“中国工农红军”。我上街看到了红军打一面红旗，上面写着“招募自愿新兵”，围着很多小孩看，年纪较大的就跟着参军，我也跟着参军了，和我同一批当兵的有30多人。
参军后，我分配在红一军团第四军十三师军医处当看护，随着部队从明溪经林畲过嵩溪，第二天到清流，休息了一天到宁化，又休息一天后到新桥，然后到汀州的水东街休息一夜后到江西瑞金。在明溪的红军另一路是从泉上出发，在泉上和国民党军打了一仗，明溪的子弟兵牺牲了20多人。
我到瑞金时碰到了范贞明（范贞友的侄儿，家住西门上杭会馆）。
在江西会昌整编后，我就调到第五军团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一连当战士。五军团司令是董振堂，他是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军长，在江西宁都暴动后加入工农红军，编为第五军团；军长周子昆，师长徐源江，团长王家福，连长陈仕仁。1933年打漳州时我在他连里，打胜仗后我们部队缴获了很多枪，就把汉阳造步枪换成更好更新的步枪。
1933年6月12日，我随部队从建宁经泰宁、将乐回到明溪，同期出发的部队有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当时国民党军驻明溪的是周志群、卢兴邦部。周是国民党第三混成旅旅长，卢兴邦是陆军五十六师师长，红军来时都跑了。我们回到明溪，共休整了一个星期。红军在下庙坪召开群众大会，把没收土豪的粮食、衣服、猪肉等分给群众，谷子堆了几百担，每个贫苦农民都分到2担。
1934年，我们部队从江西到广东南雄县在水口村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了陈章独立第二旅，第一军一、二师，缴获了很多枪支。在湖南省桂阳文明寺和湖南何健的部队又打了一仗，后进入广西边界和工农红军第七军相会，再开到贵州，后到遵义。遵义会议毛主席当选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我们红军开庆祝会，毛委员出来讲话，我又看到了毛主席（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是在江西于都大脚下全苏会议期间，当时还有苏联代表在场）。
遵义会议后我们部队过乌江，再到云南，过金沙江后进入四川、会里、雅州、加定，再打到泸定桥，后到石沟，又到康定（西康县），再到军坝、道孚、巴安县（前藏）、甘孜县。在甘孜的时候我得了病，跟不上队伍，就留下来养病，后才回来。
1938年，我回来走到将乐后再不敢回明溪。刚好将乐县在招考小学教师，我去报考被录取了，就在将乐当小学教师一直到解放。
采访人：革命历史调查组成员
陈秉怡、宋经文、邹佐挺
采访时间：1977年9月23日
采访地点：明溪县城关乡上坊村南山
整理：温国彪
（蔡福培，解放后回明溪，居住在雪峰镇西门外蔡家大厝，以经营豆腐皮为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叛徒”。1968年被下放到雪峰公社上坊大队南山务农，后为乡村临时邮政邮递员。1977年底县民政局落实红军失散人员政策，从南山调回县城，安置在明溪县招待所担任门卫。1981年4月因病去世。）
红军标语集锦
（按）
早在1929年4月17日，红军第四军政治部曾发布“红军标语”。其内容丰富多彩，有宣传“共产党”、“红军”、“共产青年团”、“青年与妇女”、“目前时局”、“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士兵利益”、“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商人”、“地方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和“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等13种134条。同时还指出书写标语署名等九个方面的“注意事项”。红军所到之处，以醒目的标语口号宣传鼓动，在当时真正达到了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目的。
从1930年初起到1934年冬，工农红军踏遍明溪山川，所到之处，标语琳琅满目。时过半个世纪多的今天，我们在明溪城关和农村还征集到不少。这些饱经日晒雨淋和战争硝烟的标语，至今字迹清晰，有的虽已残缺，但却益发显得珍贵，在此摘抄部分。
（一）
红军是工农军队。
扩大工农红军。
红军军政宣(1931)
(县人民政府、南门砖墙上)
（二）
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
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
替红军送消息。
红军联合宣
(县城关北门、北右路16—20号)
（三）
欢迎白军兄弟过来当红军。
东方军主特宣
(惠利桥西、雪峰镇民主路杨家)
（四）
欢迎白军士兵拖枪过来当红军。
打倒解散十九路军□□会的蒋蔡军阀。
欢迎十九路军士兵与红军起来一同抗日去。
打倒不准士兵抗日的国民党军阀。
反对国民党军阀解散抗日反帝的义勇军。
红军反帝拥苏(宣)
(雪峰镇中山路12号、城东黄家大厝)
（五）
红军是唯一反帝武装。
欢迎白军士兵拖枪过来当红军。
白军士兵要想抗日反帝只有当红军。
红军士兵(宣)
(雪峰镇中山路12号、城东黄家大厝)
（六）
纪念列、李、卢反对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
纪念列、李、卢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
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
红军苏 (1931)
(雪峰镇中山路12号、城东黄家大厝)
（七）
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
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
欢迎白军士兵拖枪过来当红军。
红军(南4)宣
(惠利桥西)
（八）
欢迎十九路军士兵加入红军去实行土地革命。
欢迎十九路军加入红军去打帝国主义。
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
反对国民党军阀解散抗日会。
反对国民党解散抗日的义勇军。
红军奋特宣
(城东杨家大厝)
（九）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只有共产党的苏维埃是唯一反对帝国主义。
只有工农红军是唯一反对帝国主义。
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驱逐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
反对国民党出卖东北三省热河和华北。
反对国民党军阀杀反帝群众。
红军奋特宣
(城东杨家大厝)
（十）
夺取中心城市完成江西首先胜利。
红军□□□宣
（十一）
打倒帝国主义瓜分中国。
被服厂 (宣)
（十二）
共产党十大政纲
1、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2、没收帝国主义的企业和银行。
3、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
4、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
5、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6、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等。
7、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田归农民。
8、、改善士兵生活，分配士兵土地和工作。
9、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累进税。
10、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苏维埃俄罗斯。
(西大路196号和西大路25号蔡家大厅)
（十三）
只有共产党与苏维埃是唯一反帝国主义的领导。
要想救国必须打倒卖国的国民党。
红军独立师
(北门叶家大厝)
（十四）
焚烧田契借约。
打土豪分田地。
消灭地主武装。
推翻投降帝国主义作战的国民党军阀政府。
红军军政(宣)
(枫溪张家祠、杨公庙)
（十五）
穷人过年不还债，逼债者杀。
欢迎童子兵回家分田地。
(枫溪小珩)
（十六）
欢迎保卫团丁过来当红军。
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
不要做豪绅的走狗。
反对国民党军阀解散义勇军，反对国民党军阀屠杀工农。
准许加入大刀会童子军的工人农民自首自新。
欢迎十九路军士兵拖枪来当红军。
欢迎十九路军自动过来当红军和我一齐去打帝国主义。
红军农卫生部(宣)
(王桥王坊)
（十七）
反对军阀压迫革命。
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土豪的谷子不要钱地发给贫农。
打倒取消中国革命的取消派。
红佐□迫(宣)
(城关西大路28号)
（十八）
打倒国民党。
欢迎白军弟兄来当红军。
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
反对国民党与军阀出卖华北。
拥护苏维埃中央。
红军东方军主特(宣)
(城关解放路59号)
（十九）
当红军最光荣！
勇敢坚决的贫苦工农当红军去！
当红军是唯一的革命出路！
红军中指战员生活待遇平等！
加入红军打帝国主义去！
加入红军消灭国民党军阀！
（亚）
（城关乡罗翠村）
（二十）
欢迎大刀会弟兄与红军联合起来打帝国主义去！
（亚）
（城关乡罗翠村）
（二十一）
杀死大刀会童子兵师父。
守望队是保护地主豪绅的工具。
红军□色
（城关乡罗翠村）
注：已分辨不清的字用“□”代替。
明溪县部分革命遗址简介
归化之役纪念碑
位于三明市明溪县瀚仙镇铁岭。铁岭与将乐县铜岭相连，群峰连绵，山路逶迤，主峰天上岗，地势险要，是勾通闽西北之要冲。
1934年3月22日，国民党东路进剿军第10师（师长李默庵、驻将乐白莲）、第52师（师长卢兴帮、驻永安）共1万多人，在空军支援下，由将乐白莲出发欲犯归化县城。驻守归化城的中央红军第七军团3000余人和宁清归军分区的地方武装，在军团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的指挥下，在将乐铜岭阻击。22日上午9时至下午4时，双方在铜岭展开激战。战斗中，红军击毙敌人100名，军官2名，打伤敌人155名，缴获敌枪500多支。在弹药紧张的情况下，红军撤至沙洲葛岭一带，国民党军进犯归化城。
3月26日晨，第10师李默庵部换防回将乐。红七军团埋伏在明溪和将乐交界的铁岭，做好歼敌准备。中午，敌军主力进入红军的伏击圈后，遭到红军痛击，溃不成军，残敌纷纷逃往白莲。在宁清归军分区的配合下，红七军团一鼓作气扫清铜、铁岭一带敌人，收复归化城。第二次战斗，红军毙敌30多人，军官2人，缴获步枪50多支，机枪3挺，俘敌60多名。
归化之役（又称铜铁岭战斗），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在东方战线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铜铁岭战斗胜利后，红七军团等部受到中革军委的表彰，军团领导人记了二等功。
为纪念铜铁岭战斗的胜利，1987年明溪县人民政府在铁岭战斗遗址上建了一座高5米的书状纪念碑，记载红军指战员英勇战斗的史实，以教育后人。
叶家大厝
位于明溪县城东北。1933年7月初，彭德怀指挥的东方军东进福建，红三军团五师第十三团在团长李天佑、政委毛贲虎等率领下，一举歼灭了归化城一个营的敌人，于9日收复了归化。1934年1月6日，“归化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1934年4月2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又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五一”劳动节宣言》，指出今年的“五一节”，正值我们同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进行残酷决战的一天，只有动员全苏区所有的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这一战争，我们苏维埃政权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宣言号召全苏区每一个工人与农民武装起来，加入红军中去，为保卫我们的苏区，同进攻的敌人决战。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迎接五一节的到来，并纪念闽赣省委成立一周年，驻归化城红军努力地开展新区政治、军事和经济各个方面的突击运动。红军政治保卫局下属的某保卫队和“列宁青年小组”的战士们，在当年县保卫局的大厅(现明溪城东北叶家大厝，即县外贸菌种站)，用粗笔浓墨画了4幅以纪念“五一”为内容的大型壁画，另外，还在靠大门边的壁上画了1幅内容是“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壁画。4幅大壁画既宣传五一节意义，又宣传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在苏区起到了鼓舞军民团结对敌的作用。
红军北上后，归化人民用石灰浆把4幅大壁画涂盖保护起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明溪县有关部门将四幅壁画取下，珍藏在县文化馆文物室。壁画表层石灰被清洗后，图画原貌十分清晰。5幅红军壁画文字摘录如下：
1、“五一”、“力量”、“团结”
1889年在巴黎开幕国际大会决议宣布“五—”这天为全世界工人团结的日子，向帝国主义示威。
列宁室画
2、以后每年的五月一日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共产国际大红旗之下检阅自己的力量，向帝国主义者示威。
共产国际
列宁室画
3、在十九世纪时代工人的生活极端悲惨，青年工人更加痛苦万状。
“资本家”
“工人”
列宁室画
4、实行三八制
1886年5月1日是美国芝加哥工人举行示威提出“三八制”要求。
列宁室画
5、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红军保卫队 宣
红军战地医院（滴水岩）
1930～1934年冬，工农红军在明溪县开展革命斗争，设立多处红军医院。1931年1月，工农红军新编第七师后勤部医院设在枫溪村杨公庙，备有简易的病床。7月，红四军红三军团在雪峰谢厝湾祠堂设立红军临时医院，伤病员100余人。1932年12月，红军在城西陈家大厝(今陈家巷内)设红军医院。1933年夏，红军在城西曾家(今县宾馆)设一所医院，有医务人员30多人，病床20余张，当年冬，医院随军撤离。1933年8月，东方军在儒学街李家大厝、东门城内杨家大厝、西门外蔡家大厝设红军临时医院，有伤病员300余人。1934年1～2月，东方军经县城、夏阳到沙县攻打国民党五十二师卢兴帮部时，设立了滴水岩、城西李家大厝(今农业银行处)、
陈家大厝等临时医院，有伤病员250余人。1月25日，红军在沙县俘获敌军伤病员540人送明溪治疗。同年10月，闽赣省机关和军区在枫溪乡杨公庙设红军临时医院，伤病员约120人。主力红军转移后，红军医院随军撤离。
红军医院的医疗工作方针是以卫生防疫为主，医疗为辅。在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的同时，加强必要医疗机构的建设。这些医院一面承担军队中的治病、治伤工作，还兼负宣传工作，以“救死扶伤”为宗旨，免费为地方群众治病，开展卫生防疫运动，每周大扫除一次，要求厅堂睡觉的地方不要放灰粪，公共场地、水沟轮流扫除、疏通。
为了纪念红军战地医院的历史作用，中共明溪县委、明溪县人民政府在滴水岩树立了一块大理石碑，铭文“红军战地医院”。
1987年，红军战地医院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碑文：
红军战地医院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中国工农红军一、三军团东方军等部队先后在滴水岩战地医院救护伤病员。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中共明溪县委员会
明溪县人民政府
杨家大厝
位于明溪县雪峰镇中山路。1930～1934年冬，工农红军在明溪县开展革命斗争，设立多处红军医院。1933年8月，东方军在县东门城内杨家大厝设红军临时医院，该院与县儒学街李家大厝、西门外蔡家大厝红军医院共收治伤病员300余人。
蔡家大厝
位于明溪县雪峰镇西大路。1933年7月，彭德怀率东方军攻克泉上土堡，收复了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三县。东方军到归化县开展革命斗争，并在雪峰镇西大路蔡家大厝设驻地，兼收治伤病员。
儒学街李家大厝
1930～1934年冬，工农红军在明溪县开展革命斗争，设立多处红军医院。1933年8月，东方军曾在此设红军临时医院。
雪峰谢厝湾祠堂
1930～1934年冬，工农红军在明溪县开展革命斗争，设立多处红军医院。1931年1月，工农红军新编第七师后勤部医院设在枫溪村杨公庙，备有简易的病床。
城西陈家大厝
今明溪县城陈家巷内。1930～1934年冬，工农红军在明溪县开展革命斗争，设立多处红军医院。1932年12月，东方军曾在此设红军临时医院。
城西曾家
今明溪县宾馆处。1930～1934年冬，工农红军在明溪县开展革命斗争，设立多处红军医院。1933年夏，红军在城西曾家(今县宾馆)设一所医院，有医务人员30多人，病床20余张，当年冬，医院随军撤离。
城西李家大厝
今明溪县农业银行处。1930～1934年冬，工农红军在明溪县开展革命斗争，设立多处红军医院。1934年1～2月，东方军经县城、夏阳到沙县攻打国民党五十二师卢兴帮部时，曾在此设临时医院。
枫溪乡杨公庙
1930～1934年冬，工农红军在明溪县开展革命斗争，设立多处红军医院。1934年10月，闽赣省机关和军区在枫溪乡杨公庙设红军临时医院，伤病员约120人。主力红军转移后，红军医院随军撤离。
万春桥
位于明溪县城关乡坪埠村。1931年7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军第一方面军从建宁出发，于31日到归化县（今明溪县）。毛泽东住在北门外的四贤祠，朱德住在坪埠谢厝湾吴家靠水井边的房子里，并在当地召开了军队干部会议和群众大会。驻归化期间，在坪埠村的万春桥上，毛主席和老贫农拉家常，调查了解明溪商业、造纸和人民生活情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革命斗争。这个故事至今还在明溪人民中广为流传，故万春桥也称红军桥。
1999年4月21日，明溪县人民政府确定城关乡坪埠村万春桥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方军司令部
1934年1月初，东方军再次入闽作战。1月4日，红三军团所属的四、五、六师数万人从江西白水镇出发，经宁化的安远、泉上云集归化城，并分驻沙溪、龙湖、夏阳等地。为了配合东方军攻打沙县，宁清归军分区指挥机关从清流转驻归化城，中革军委又设立了归化警备区。在这期间，明溪的地方武装得到迅速发展。1933年冬，明溪县枫溪华枫、鳌龙分别成立了区党委和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枫溪、华山、小珩、鳌坑、龙坑、苎畲、夏坊等乡的党组织和乡苏政权。1934年1月6日，经各区、乡工农代表的选举，成立了归化县苏维埃政府，并选出主席叶鸿辉、副主席张国华。明溪县的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发展到了鼎盛时期。1月25日东方军攻克沙县后，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杨尚昆返回明溪夏阳御帘，将司令部设在御帘张姓大祖祠，指挥部队战斗，并在张姓另一祖祠雍睦堂设临时医院，收治伤病员。2月2日，东方军所属的红五师、红六师也先后进驻明溪城关，东方军司令部、兵站、医院和电台均设归化城。县苏维埃政府响应军委号召，动员群众到沙县挑运战利品。2月18日，东方军奉命返回广昌头陂一带。
归化县鳌龙区苏椎埃政府遗址
1931年春，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谭震林、罗炳辉率领的红十二军两个团再度入闽西北，分兵入明溪（归化）县西北部的盖洋、枫溪、夏坊追击地方刀匪，扩大红色区域。6月28日--7
月1日，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建宁闽赣边工委连发三封批示信，在将乐和归化进行筹款和做群众工作。7月初，红4军第10、11、12、13师和谭、罗率领的红12军进入明溪县城，明溪首次解放。在红军的帮助下，7月5日明溪建立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归化县工农革命委员会，还成立县贫农团、县赤卫队等组织。这时，夏坊也相应建立了“鳌龙区革委会”和苎畲、李沂、龙坑、新地源等乡革委会，以及区、乡赤卫队、贫农团等组织。当时《福建省民国日报》载：“西北区如大陂、常坪、白叶、鳌坑、夏坊、枫溪一带，大水二百余里，已无一片净土”。同年冬，明溪成立“中共福建省归化县工作委员会”，夏坊也建立“中共归化县鳌龙区中心支部委员会”，隶属“县西北党委会”。此时，国民党及地方豪强势力仍较强大，常阻挠红色政权开展工作。红军为保卫新区域常在鳌龙一带打游击。
为扩大战果，1932年3月7日，主力红军又从均口经乌石段，从龙安红岩村两路挺进鳌龙，分兵驻夏坑、鳌坑等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十大政纲”，发动群众与土豪劣绅开展斗争，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和组成赤卫队、农民协会，恢复巩固区、乡红色政权。同年12月后，李沂、龙坑、苎畲、夏坑等乡也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12月底，夏坊召开了全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归化县鳌龙区苏椎埃政府，胡东狗任主席，李汝狗任副主席，区委、区苏维埃政府驻鳌坑关帝庙。下设区土地、财政、粮食、军事、文化裁判委员会。夏坊乡苏维埃政府驻玉皇楼、苎畲乡苏维埃政府驻夏氏宗祠（三房祠），各下设扩大红军委员会、农协会、分田委员会等。各乡农协会（贫农团）由3-5人组成，主要工作是讨论如何没收和分配地主豪绅的土地、房屋、农具和耕牛等财产，及商量农林生产、优待红军和帮助军属耕田及支前等问题。1933年3月鳌龙苏区开始进行分田地运动。同年夏，东方军解放明溪全县。同年冬，夏坊区苏维埃政府派出代表出席全县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1934年3月31日，闽赣省机关工作团从龙安迁到明溪，5月明溪、宁化、清流等县由福建省划归闽赣省管辖。这时，中共鳌龙区委书记由谭成章担任。为进一步巩固政权，中共鳌龙区委增设了鳌坑、夏坊、龙坑、苎畲等乡党支部，并加强了各乡共青团、妇女、赤卫队、农协会、儿童团等组织的建设，积极开展各项工作。红军也在此设立了兵站、电台和粮库等。同年11月，主力红军撤离鳌龙北上后，中共归化县委转入三年游击战争，各区委停止活动。
赖水金革命烈士墓
赖水金，男，汉族，福建归化（今明溪县）人，1882年出生于贫农家庭。1930年春，工农红军第四军到归化县（今明溪县），积极配合红军宣传队开展群众工作，得到教育和锻炼。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红军部队筹粮筹款，发动工农组织工会、农会。1931年7月，归化县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他当选为县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1932年春，调任归化县苏维埃政府东南办事处主任，积极带领广大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1933年7月，配合红军东征军作战，收复县城。1934年1月，当选为归化县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同年6月，任中共归化县委副书记，在他带领下，全县分田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形势日益恶化，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红军主力转移后，国民党返乡团对苏区干部和群众进行血腥镇压。赖水金与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人员和游击队就地坚持游击斗争。同年，由于叛徒告密，赖水金不幸被捕。当年秋，赖水金在县城东门外（今农科所后山）被国民党当局秘密处决，时年52岁。
解放后，县人民政府追认他为烈士，并修建了赖水金烈士墓，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2005年9月，中共明溪县委宣传部，明溪县城关乡党委、政府对赖水金烈士的坟墓进行重修，以供后人瞻仰。
枫溪红军烈士墓
位于明溪县枫溪乡。1934年5月，宁化、清流、归化、泉上、澎湃五县由福建省划归闽赣省领导。泉上、清流、归化及其以东地域为闽赣军分区第一作战区。8月，闽赣省军区改设归化为第一军分区，泉上为第二军分区。宁清归成为重要的战争区域。归化军分区同地方游击队遵照朱德“肃清安远市、均口、水茜、庙前、空溪（今明溪县枫溪）、店上的刀匪”的命令，多次击溃进犯明溪的民团和刀匪。11月7日，敌五十二师进犯归化，占领了明溪城和东南地区，后又向西北逼进。闽赣省部队、地方军民与敌人浴血苦战后，明溪城失守。苏区军民转入边沿区域及龙栖山一带与敌周旋，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
1935年3月25日，闽赣省机关由泉上经明溪枫溪官坊，遭敌五十二师和地方民团袭击，官坊之战后经小雅，撤往枫溪。26日，在枫溪华山村与宁化水茜棠地村交界的河明桥附近，与敌军打个遭遇战，敌我双方伤亡很大。红军浴血奋战，余部由枫溪茶新、里地邓家、熊地向安远、张坊转移。战斗中，归化枫溪赤少队踊跃上前，抢救、隐蔽受伤红军，还把牺牲的红军指战员抬回枫溪村安葬。解放后，明溪县人民政府在枫溪建立红军烈士墓。
（中共明溪县委党史研究室整理）
明溪城红军“五一”壁画
（按）
一九三三年七月初，彭德怀指挥的东方军东进福建后，拔除了宁化泉上等地土堡。红三军团五师第十三团在团长李天佑、政委毛贲虎等率领下，一举歼灭了归化城一营的敌人，于七月九日收复了归化。红军接着又打下了沙县等地，节节胜利。经过一段的努力，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归化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闽西、赣南苏区进一步巩固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达到鼎盛时期。这时，蒋介石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每一寸的苏区，和为了迎接“红五月”的到来，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五一纪念宣传大纲》和《五一劳动节标语口号》，要求“纪念五一，加紧新区边区工作”，“纪念五一，以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纪念五一，给予上海美亚绸厂工人英勇斗争的援助”，“纪念五一，给予白区工人兄弟罢工斗争的援助”，“纪念五一，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及准备举行“红色五一赤少队的大检阅”等。一九三四年四月廿四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又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五一”劳动节宣言》，指出“今年五一节，正值我们同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进行残酷决战的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今年的五一节，号召全苏区每一个工人与农民武装起来，加入红军中去!加入赤卫军，少先队，模范赤少队与游击队中去!”、“以铁的拳头与工农群众统一的坚强意志，去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来争取在全苏维埃全中国的胜利!”
这年五一节前夕，驻归化红军和苏区人民一样，为纪念闽赣省委成立一周年和迎接五一节的到来，努力地完成政治、军事和经济各个方面的突击运动，积极地开展新区的工作。四月廿九日这一天，归化城的红军又是忙碌也书写、张贴标语，又是紧张的布置绘宣传画。如红军政治保卫局下属的某保卫队和“列宁青年小组”的战士们，在当年县保卫局的大厅(现明溪城东北叶家大厝，即县外贸菌种站)，用粗笔浓墨画了四幅以纪念“五一”为内容的大型壁画，还在靠大门边的壁上画了一幅内容为“彻底粉碎敌人匠次围剿”的壁画。四幅大壁画既宣传五一节意义，又宣传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这些漫画，当时在苏区起到了鼓舞军民团结对敌的作用，同时也给对苏区进行围剿的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归化人民热爱红军，十分珍惜革命文物。红军北上后，归化人民用石灰水把四幅画涂盖起来，保护到今天。洗掉表层石灰，图画原貌十分清晰。现被珍藏在县文化馆文物室，这些红军画多次陈列展出，同样起到教育后代的作用，并将进一步激励人民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
五幅红军壁画录文：
一、“五一”、“力量”、“团结”
一八八九年在巴黎开幕国际大会决议宣布“五一一”这天为全世界工人团结的日子，向帝国主义示威。
列宁室画
二、以后每年的五月一日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共产国际大红旗下检阅自己的力量，向帝国主义者示威。
列宁室画
三、在十九世纪时代工人的生活极端悲惨，青年工人更加痛苦万状。
“资本家” “工人”
列宁室画
一九三四、四、廿九
四、实行三八制
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是美国芝加哥工人举行示威提出“三八制”要求。
列宁室 画
五、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红保卫队 宣
（中共明溪县委党史研究室整理）
红军米票和借谷证
1934年2月间，红军某部800多人从泉上进入明溪县西北境内的华枫乡。2月4日，红军在枫溪官坊村与敌人相遇，打了一仗。当时敌众我寡，红军退往枫溪村。2月5日，红军又继续袭击扰住小雅村的敌人。打败敌人后，红军就地休整，就餐解饥，一时找不到卖米卖菜的主人，只好先开个别群众的谷仓，秤了大米，拿了咸菜食用，红军纪律严明，每到一地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如数地把借谷证、米票和银元放在被开的谷仓里。部队离村后，小雅村的群众回到家里来，张举庭打开自己的谷仓，发现仓里的粮食少了，但在箩筐里发现留着的借条和银元，他激动万分说：“红军为我们穷人打仗用了一点粮食，又给米票、谷证和钱。红军真是工农自己的子弟兵啊
!”于是，张举庭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把这些票证妥善地保存了起来。1952年，中央派谢觉哉带领老区慰问团到明溪。张举庭把这些珍藏的文物交给了老区慰问团。福建省人民政府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发给张举庭奖状。奖状上写着：“保卫革命史迹无尚光荣”。他把这张奖状以及留作纪念的两张借谷证、三张红军米票，又于1978年献给县革命历史调查组，现珍藏于县博物馆供展出。
“中华苏维埃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颁发的米票，上方盖有“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印章。票面上注明四条使用规定：(一)供政府机关、革命团体、工作人员及红色战士出差或巡视工作之用。(二)可按票面米数到各级政府机关、革命团体及红色饭店等处吃饭，油盐柴菜钱另补。(三)可向仓库粮食调剂局、粮食合作社兑取票面米数(以68斤米兑100斤谷子计算)。(四)此票通用于中央苏区境内，不拘政府机关、革命团体、红色部队、工农民众均可凭票兑米、谷。
（中共明溪县委党史研究室整理）
红军体育运动会奖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苏区曾经举行过各类体育比赛大会。有一九三三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卅”运动大会，有中央苏区“八一”运动会，对获优胜者还颁发了奖旗和奖章等奖品。
一九三三年，中央军委在隆重纪念我军诞生六周年时，举行了红一方面军首次赤色体育运动大会。同时通知各师、团先举行预赛，选拔优秀战士，集中在江西省永丰藤田地区参加比赛。目的是检阅和推进军事、政治、文化的学习，提高素质，藉以动员全军粉碎敌人新的围剿。红一、三、五军团各派两个主力团约六千余人，顶着仲夏的骄阳，云集在藤田、瑶田、湖溪一带参加运动会，帮助进行赛前准备。运动员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制造设备，利用山上的毛竹和小树自制各种体育器械。
陈云、聂荣臻、杨立三、康克清以及毛泽覃等同志参加了比赛。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和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运动员比赛，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体育竞赛项目广泛，形式别开生面，有政治、军事、文艺等几类。内容包括政治口头问答、政治文字考核、政治成语填句、地形地物的利用，刺枪、投弹、射击、班排动作演习、跳障碍、武器保护以及全副武装行动等。还有墙报、算术竞赛、跳高、跳远、单杠、木马、唱歌、话剧等30多个。比赛持续十多天，后因国民党加紧进行第五次“围剿”，为反击敌人进攻，便提前闭幕了。
运动会结束时，周恩来同志宣布了各部队取得的成绩。所有优胜者也都荣获了奖旗或奖章。（《体育报》）当时，红一军团二师红五团参加了这次全军体育运动大会，比赛中获得可喜成果，比赛的多数项目第一名，均被红五团夺得，为全军的模范团，俱乐部主任黄欧东同志代表该团走上主席台领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一○一部队政治部提供)
一九三三年七月初，以一方面军红三军团为主的东方作战军进军福建，攻击侵入闽西根据地腹地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和福建土著军阀卢兴邦。八月十八至廿三日东方军数万人经归化城、沙溪、麦阳等乡攻打沙县。明溪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征集到一枚红军体育运动会“奖章”。系明溪县盖洋公社胡芦形大队群众在开垦荒山时发现，后由公社干部献交。五星“奖章”是银质的，五个角上分别铸有镰刀、斧头、步枪、稻及麦穗。中心是“奖章”二字。有两行字绕着“奖章”字成园形，上行“第一次比赛大会”，下行“红四军政治部赠”。
（中共明溪县委党史研究室整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券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战争时期公债券
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开展苏区经济建设，1933年8月上旬，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后，宁化、清流、归化军民踊跃认购“革命战争时期公债券”和“经济建设公债券”两种。据1933年9月24日苏区《青年实话》周刊，樊政平文章《拥护二次全苏大会，每个青年手中有光荣的建设公债券》报道：“宁、清、归分区政治部司令部，8月22日讨论认购公债券，不过1小时光景就认购了126元半大洋，通讯班毛福牛同志1人购买5元大洋，杨春生同志购买10元……”。
中共明溪县委党史研究室在明溪县城关、盖洋、枫溪等地征集到“苏维埃革命战争时期公债券”3张，“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券”5张。这些革命文物原件现珍存在县博物馆。（图样待补）
（中共明溪县委党史研究室整理）
一张红军票
我母亲叫叶琴妈，已去世了。如果还在的话今年已九十多岁了。有一次——哪年我忘记了，是在解放后，她在整理洋油箱时从鞋针簿中找出一个灰色布包，打开布包里面有壹元的红军票两张。她心上象落下一块石头，高兴得不得了!把我叫到她身边说：“头班红军来在胡坊住过。你爸爸是医生，又卖中药，红军请他到李立成住的地方去看病(就是现在李克忠的住房)，一路搀扶着；一到部队住房又是拿烟，又是倒茶，待你父亲十分热情。看完病又派专人送你父亲回来，还给两块钱红军票作谢礼。两块红军票当时抵两块花边(光洋)呀!你爸爸说：‘当兵的我见过多了，不是来抓壮丁、抓担扶，就是来派捐摧款。动手就打，开口就骂，买老百姓的东西不给钱，比土匪还凶!象红军这么近情近理，这么爱护老百姓的兵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呢，真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两块钱红军票俺再穷也不能用掉，要好好保存，做个留念。’我按你爸爸的吩咐把这两张票紧紧地珍藏到如今，现在交给你，你也要好好保存。”
我父亲叫李发生，一九三五年去世了。那时我九岁，还不懂事，他没有对我讲过这件事。这两张红军票我象宝贝一样紧紧藏着。一九七六年，一次在闲聊中我讲到还藏着有红军票，在坐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红军票，感到很新奇，一定要我去找出来给他们看看。公社办公室主任陈聚鑫同志见了，向我讨一张去作纪念。现在只剩一张，我献出来，请县革命历史调查组的同志带回县里去展览、珍藏。
(李祖寿口述 陈秉怡整理)
明溪党史珍闻
（一）毛委员策马跃上“落马坡”
一九三O年元月十六日上午九时许，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二纵队千余人由清流县林畲村进入归化县(今明溪县)的张地村。张地村位于宁化、清流、归化三县交界的地方。快到张地村，有一条岭，宽不到一米，用鹅卵石砌成，叫做“落马坡”，坡上建了一个“孔子庙”，立下碑文：“文武百官到此下马”。历来大小官员到此都必须下马，恭恭敬敬地徒步而上，有的还要到“孔子庙”磕头烧香，以佑官运亨通。看今朝，一代风流人物的毛泽东，骑着高大的枣红马，来到坡前，看了“下马碑文”，淡淡一笑，勒紧马头，扬鞭一挥，只听“咔嚓，咔嚓”一阵马蹄声，策马跃上了“落马坡”。这时，走在后面的红军战士，一个个象小老虎，追了上来，登上“落马坡”。毛委员到了坡顶，勒住马头，往前面的山下看，是猎猎红旗，向后面山下看，也旌旗招展，他见景生情，在路隘．林深、苔滑的宁化、清流、归化交界的张地“落马坡”上，吟成了《如梦令·元旦》——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上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二）毛委员走过的路
一九三○年元月十六日上午九时半，寒风凛烈，大雪纷飞，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二纵队千余人从归化的张地来到了林家山的洪水坑村口，这里有三条小路，中间一条路是通往宁化的泉上，另两条路是通往林家山村。毛委员骑着枣红马到了这里，就指示先头部队砍下四根毛竹，断为八截，打上木桩，捆绑在通往林家山村的两条路上，让大队人马只能沿着中间的一条路往前走。开始，当地群众见有军队来，害怕，后来看到红军队伍不进村，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当地群众看到这种情景，非常感动，在一位曾经听说过“红军是人民子弟兵，为人民得解放”的老大爷的发动下，群众都纷纷烧开水，装火笼送给红军战士解寒，红军战士都谢绝了。那位挂满银须的老大爷感叹地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这样好的兵呀!”
（三）一床棉被
一九三一年一月，谭震林、罗炳辉率领的红十二军直入归化城。国民党地方官员吓破了胆，纷纷离城逃跑。老百姓听了国民党官员的煽动、造谣，害怕红军，也躲在城外。住在归化(明溪)城关的解放桥头(原名惠利桥)的一位吴大妈，因儿子死了，媳妇改嫁，无人照料。那天，北风刺骨，天上下着“米豆雪”，吴大妈又生病，只好躺在破房里的床上。一个国民党团丁冲到她房门口喊道：“老太婆，你等着死吗！红军进了城，你就没命了”！可是，病得快死的老大妈那里走得动，她只好一个念头“睡在床上等死”。
红军进城后，通信员发现了一位快死的老大娘，就将情况报告了首长。谭震林就对罗炳辉说：“你带卫生员去看看”。他们到那里一看，大妈已是奄奄一息，身上只盖着一条破棕衣。这时，一位连长解开自已的背包，把一床五斤重的棉被盖在大妈身上，又拿热粥灌给她喝。经过护理，大妈慢慢苏醒过来。她睁开眼一看，一位头戴八角五星帽的女红军坐在她的床前。吴大妈流着眼泪说：“不是红军给我被子，我那能活呢”！红军走后，她把那床棉被珍藏起来。
（四）女红军智捉邱耀元
吴华珠是归化县小珩乡枫树窠人，她秀丽的脸蛋上嵌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梳着一条油黑黑的长辫子，唱起山歌是那么清脆动听。
一九三三年春，红军十二军独立七师第七团和二五团在归化县的枫溪、鳌坑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一天，吴华珠看到两位身穿灰色军装，头戴五星帽的红军女战士，她心里多么敬佩，也盼望着自己也能加入这支部队。不久，她剪掉辫子，如愿参加红军，成了独立七师二五团的一名女红军战士。
正当枫溪、小珩的群众在红色政权的领导下，开仓分粮，烧毁田契，插牌分田，欢天喜地、扬眉吐气的时候，小珩乡的土豪邱耀元却惊恐万状，肚里象吞进一只刺猬一样，惶惶不可终日。他携带枪枝、浮财，同几名民团骨干躲进了小珩的莲花山的庙里。
莲花山庙里住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和尚，他常与土豪邱耀元勾勾搭搭，称兄道弟。邱耀元常常派他下山刺探情况，造谣、惑众，弄得群众连红军分给他们的田也不敢要。为了惩处这些坏蛋，吴华珠决心进山侦察邱耀元的动静。
一天傍晚，吴华珠脱掉军装，换上平时在家穿的便装，带上香火银纸，爬山越岭来到莲花庙。她双脚刚跨进庙门，那位老和尚眼睛滴溜一转，问道：“你来干什么”？吴华珠愁着脸说：“我哥哥麻风病发作，来求菩萨保佑，求师傅卖一剂草药给我”。“白天不来，偏等这时来?”和尚又问。“这几天红军进村，白天，我不敢上山，只好等红军上枫溪驻地后再来”，吴华珠从容地回答。说完，点香烧纸，求“菩萨保佑”。和尚听了也觉得有理。当和尚去拿草药时，机灵的吴华珠到庙里的神座下一寻，发现一只写着“邱耀元”的新箩筐。她判断邱耀元就是逃在这附近。那和尚把一包青草药交给吴华珠时，她掏了一下口袋说：“师傅，我忘记带钱来，不过，我家今天杀了一条肥猪，在家里还有二十几斤肉，你能不能替我卖掉，也好拿一些钱酬谢你”。和尚一听可乐了，一能得到酬礼，二又能买到猪肉。因为邱耀元他们仓促逃到这里十几天，粮尽菜绝，莫说是猪肉，连青菜都没有。一贯吃鸡吃鸭的富豪，怎能受得了呢！老和尚狡猾地说：“你坐在这里，我去问一问香菇厂的浙江人，看他们要不要肉”，说完，走到离庙不到三十米远的一个洞口前，咳嗽一声，只见洞里走出一个肥头胖脑的人来，叽哩咕噜说一阵。吴华珠从壁缝中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这个人不是做香菇的，是邱耀元的保镖”。她判定邱耀元就潜逃在这里。
吴华珠拿了草药，赶快下山，连夜奔向枫溪，把情况告诉了二五团红军战士。红军团部制订作战方案，“来个突然袭击，瓮中捉鳖”。
吴华珠带领着二十几名红军战士，趁着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悄悄来到莲花庙。一切布置好了，吴华珠提着一个布袋到庙里找老和尚，狡猾的老和尚见她雨夜的突如其来，感到不妙，就忙说：“这里没有人要买猪肉，你快回去吧”。说完就装着咳嗽，并拔腿就往后门跑。吴华珠手一挥，一位红军战士冲上前，将老和尚脖子卡住说：“你别动，如果要跑要叫，就杀掉你”，吓得老和尚目瞪口呆。
这时，吴华珠从神座上抽下三支燃烧着的香，走到躲藏坏蛋的洞口，转了三圈，埋伏在附近的红军战士，一见火光信号，说时迟，那时快，二十几人冲到洞口，踢开伪装物和洞门，枪口对准洞里喊道：“不许动，缴枪不杀”。在洞里的邱耀元和民团骨干吓得屁滚尿流，乖乖地缴枪就擒。
莲花山擒敌告捷，喜讯传遍四面八方，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分田斗争的信心。
阳春三月，杜鹃花红，枫溪小珩的女红军战士吴华珠，告别了亲人，奉命跟随红军部队，转战南北。
（五）红军的跳高场
为了打沙县，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彭德怀率领的东方军红三军团从归化城出发，下午到达夏阳溪边的倒马岭村。红军战士一到这里，就忙着挑水、劈柴、做饭，安营扎寨，忙个不停，真是热闹非常。就在这百忙中，一场跳高比赛开始了。红军战士挑来谷壳，砍来毛竹，锯成几道口子，表示标高，订在土堡外面一块长不到三丈，宽不到二丈的坪子上，横上一杆细竹子，就成了跳高架，铺上谷壳代沙坑。比赛开始了，红军战士一个接一个生龙活虎跃过去。一位红军战士越跳越高，博得阵阵掌声，也引来了倒马岭的全村老少来看热闹。
红军战士冒着冰雪在战斗的空隙，开展体育活动，驱散了严寒，战士和群众心里热融融。
(以上五则《珍闻》参考宋经文、胡炳介一九七七年六月采访的资料张长河整理)
（六）给毛委员送卤肉
一九三一年六月底和七月初，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和红三军团分别从建宁和将乐进入明溪县，红军部队有几万人。毛委员在信源祠、李家祠堂(现化工厂处)住了三天。我怎么知道呢？我叔叔李鑫书和我一家吃饭。他参加革命工作，经常到红军指挥部，和红军在一起。一天，我挑了一些卤肉跟我叔叔到信源祠去卖。我到信源祠（培英中学）一看，周围驻扎了很多红军，李家祠堂四周摆着大炮和几十门大肚子机枪，也叫马老心重机枪，还有很多轻机枪，红军战士很威武站在那里，戒备很森严。我有点害怕，我叔叔说：“不要怕”。红军指挥部叫我叔叔汇报明溪的情况。当时的红军领导干部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还召开群众大会，有时也到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中了解情况。
我在李家祠堂的大门口把挑的卤肉放下，不久就走出十几位穿着暗灰制服，佩红领章、红帽徽，带短枪的人来向我买卤肉，其中一位文质彬彬，斯斯文文，高高瘦瘦，头发留得比较长，下嘴唇靠右有一颗痣的人用带有湖南口音的话问我：“猪肉多少钱一块？”我答：“五分钱一块。”他说：“五分钱够吗”？我答：“够。”他又问：“明天有卖吗？”我说：“有”。我挑的五十多块卤肉都被红军司令部买去了。他们给我的是“伍分”、“壹角”的红军票。当时那位斯斯文文的人旁边还站着一位身材魁梧、长胡子的军官十分威武，我一看见他，有一点害怕。猪肉卖完了，他们也进祠堂里去。我感到这些人很了不起，很有学问，对人很和蔼。我问我叔叔“那位斯斯文文，有一颗痣的是谁？”他说：“那位有痣的是毛委员，名字毛泽东。”他又对我说：“长大胡子的是朱德总司令。”第二、三天我又挑卤肉去卖，但没有看见毛委员和朱总司令了，而是别的人出来买。
我还看见李鑫书叔叔拿一包明溪的特产——“肉铺千”到李家祠送给毛委员。尽管过了四十六年，但当时的情景还记在我的脑海里。
(李荣生回忆，宋经文整理)
（七）烈士忠骨葬荒丘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五十二师三百一十二团团长卢兴荣带领二千多人，从泉上和水茜合击在归化县枫溪的闽赣省机关和十七、十八团的红军。当时二千多敌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在枫溪官坊大排的寒婆亭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机狂轰滥炸，机关枪拼命扫射，我闽赣机关、军区一千多名武装人员奋力抵抗，经几小时激战后，我军伤亡很大，红军退到棠地，又同敌人激战，后来我军退到彭湃县的安远。这次战斗中，我军牺牲很多人，有的被打散，有三位红军战士没有跟上红军部队，在官坊被枫溪的反动民团抓住。反动民团把他们从官坊押到大雅，又押到枫树窠，一路烤打，一身打得血淋淋。后来又把他们押到溪源。反动民团问他们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为什么要当红军，红军逃到什么地方，还有什么人逃在山上，他们一句也不说。民团用枪托打他们，用杉树刺打他们。几位战士衣服和皮肉粘在一起，全身血淋淋，有一位站都站不起来。在敌人的毒打下，他们不说半个字，咬着牙，不流泪，怒视着敌人。民团在溪源把他们关了三天后，又押回小珩的枫树窠，就把他们三人杀死了。三个红军中年纪最小的只有十四岁。他们被杀害后，尸体被群众埋在小珩黄泥岭的路旁。至今，一堆泥土长着荒草，他们连什么名字都无人知道。每当我路过这里，总要放慢脚步，看看荒丘，想想黄土笼中烈士的忠骨。今天，我们自由、幸福，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可是，他们又有谁知晓?
(唐远恒回忆，张长河整理)
（八）军民情深
一九三○年古历十二月二十七日，我二十四岁。我生第二个小孩的第二天，从建宁过枫溪的红军中，有一位营长生病，要人抬担架。住在我家的红军领导人晚上来找我男人张文清。他一见我男人就拍拍他的肩膀说：“老张，我这里有一个营长病得很重，不能走，请你帮个忙，抬抬担架。”当时我刚生小孩，家里无人照料，不肯给男人走。红军一直动员，并说同村的几位女的会来帮忙照顾。红军领导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做得真好，我同意了。我男人和张运保就一起去抬担架，一去来回二十多天。
红军住在我家，同一个灶做饭，柴火都是红军挑来的。几位妇女替红军磨豆腐、樁米、做草鞋、补衣服。我家里的事安排得好好的。
二十多天后，我男人回来了。瑞金那边的红军送我男人一套崭新的黑色的“硬兰布”便衣，还打了一张证明给这里的红军。红军领导和战士很高兴，说我刚生小孩，要补身体，就送来三斤猪肉给我家，过了几天又送三斤，还送一块四尺长的红布给我刚生下的女孩做两件衣服。
(黄禄香口述，宋经文整理)
（九）活捉李国金
李国金是胡坊区民团的团总。他家里有钱有势，是地方上的一个恶霸，从小好吃懒做，流氓成性。早年曾到过福州，窜花巷，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福州回胡坊后投靠叶大增。叶大增委他任胡坊民团当团总。这家伙猴头猴脑，长着一对贼溜溜的老鼠眼，满肚子尽是坏水。他们在地方上发了一种“葫芦票”，实际上就是一张纸，上面盖了一个葫芦印，每张五块光洋。凡到了他管辖的地方的人，就非买不可。如若不买，轻则浑身上下的东西被劫一千二净，重则连性命都难保。老百姓的口中流传着一首打油诗：
葫芦票，葫芦票，
五块光洋也得要；
身上没有葫芦票，
三天两头脑袋掉。
穷人为了赶圩，会亲友，凡走到胡坊地面，只好忍痛买这吃人的“葫芦票”。李国金又是一个好色鬼，见了女人就垂涎三尺，就象是苍蝇见了蜜，赶都赶不走。地方上的穷苦百姓恨死了他，巴不得有一天把他垛成肉酱。
一九三四年春的一个墟天，胡坊的街上早就热闹起来。山里人挑着诸如鸡蛋、芋予、笋干、辣椒、猪肉、老鼠干之类的山货，从四面八方向墟场中心涌来。到墟比较热闹的时候，团总李国金出来“查墟”了。这家伙因为抽大烟，看上去一点人色都没有，可又要装讲究，穿着一身长衫，戴一顶礼帽，还拄着一支文明棍，吊着一支驳壳枪，身后还跟着一个勤务兵，在人群中溜来转去，看起来好威风。
突然有几个人在交头接耳，议论着“在明溪城里看到很多红军，还有呜呜呜，嗒嗒嗒的无线电呢！”一说红军，红军就来了。一位卖甘蔗老汉是明溪城关人，红军曾住在他家里，认得好几位红军战士。他人老眼快，一看就认出一位红军战士。红军战士是化了装的，走到老汉跟前就问：“老汉，你认识我吗?”老汉点了点头。“你别怕，甘蔗卖了早一点回家”，红军战士放低嗓子对他说：“你认识李国金吗？”老汉指了前面走过，穿着长衫，戴着礼帽的那个人。红军战士明白了。
突然“呼”的一声枪响，顿时整个墟场乱了，只见几位化装的红军战士冲上前，捉住了李国金和勤务兵，三下五除二，干净利落，早已缴了李国金和他的勤务兵的枪，把李国金这条赖皮狗捆了起来。
红军战士站在高地上，大声喊：“乡亲们，别怕，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今天，是专来抓李国金的，你们不要走，我们不会伤害老百姓。”胆小的，没有听见的，四处乱跑，有的躲藏起来。胆子大的，听见的，来不及跑的都站住了，知道了是红军来捉李国金这个坏蛋。在红军的动员之下，很多老百姓和来做生意、赶墟的人围在一起，看着这个卖“葫芦票”坑害人民的地头蛇。一位受过李国金凌辱的妇女走上前，摔了李国金两记耳光说：“狗娘养的老狗牯，红军抓到你，你还敢欺负我们吗？”另一位外地来做生意的，踢了李国金几脚，打了几拳后说：“李国金，你什么都干得出来，敲诈勒索，吃人民的血汗，你是没有好死的，红军不抓你，雷公也会打死你的。”
战士们向群众宣传了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要打倒一切害人虫，使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的。
红军押着李国金撤出了胡坊墟场。这时卢兴邦匪军闻讯赶来，远远放着枪，像欢送凯旋的红十二军三十四师三十五团曹金的红军战士。
(宋经文整理)
（十）怒杀吴大如
一九三四年二月，东方军打沙县，兵驻夏阳溪边。红军把土豪吴大如的八个粮仓都打开了，把一部份粮食分给群众，吴大如却逃跑了。这家伙却没有逃远，只是躲在山上，看哪位群众分了他家的东西，挑了他家的谷子，一一都记在鬼肚里。一个多月后，红军撤走时，抓走吴大如的老婆。但他的老婆很狡猾，半路上装死，红军把她抛在草堆里，后来她潜逃回溪边。
红军走后，吴大如下山回家，进行反攻倒算，把全村的百姓叫来，强逼百姓把分得的东西和谷子挑到他家。他勾结明溪旧政府县长康子常，派兵把全村包围起来，抓走吴观书、吴承用、老张仔三人，监关在牢里，用毒刑活活把他们折磨死。他还向分到东西、粮食的百姓勒索银元几百个，弄得整个村庄一贫如洗。又抓走妇女，无所不为，逼得穷苦百姓走投无路。
但经过红军影响和教育的夏阳溪边人民，是敢于斗争的，敢于除强暴的，他们下定决心，非杀死吴大如这个作恶多端的坏蛋不可。于是，他们利用清明节祭祖，全村大部份群众集中在祠堂里的机会，以清算他霸占祖宗公田为由，暗数他迫害百姓作恶的罪行。广大群众非常愤怒，众多的受害者，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木棍、大刀，一齐动手，把吴大如这个吸血鬼连同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打死。惩治了坏蛋，人民才出了这口气，拍手称快。
(张长河整理)
（十一）罗秀英一桩伤心事
一九三四年二月，东方军打沙县时，有一位十三、四岁的小红军，因脚负伤，撤退到沙溪梓口坊时就不能走路了。一位姓郭的排长把他带到我家，对我母亲说：“大嫂，有一位小红军负了伤，不能走路，寄到你家好不好？”我母亲叫罗秀英，她看了那位小红军长得很可爱，又很坚强，就说：“好呀，就留在我家里吧。”郭排长看我母亲很喜欢他，又不怕受连累，就说：“如果你要，就收他做儿子吧。”说完，就叫小红军叫我母亲一声“妈妈”。小红军流着泪，跪在地上叫了一声“妈妈”。我母亲很激动，把他收留下来了。郭排长走的时候，留给我母亲五十块银元，四匹土布，一个脸盆，一顶有五角星的斗笠。郭排长还说：“大嫂，劳神你们，以后我们还会回来看望他。”又对小战士说了一些安慰、鼓励的话，噙着眼泪走了。
我父亲在井坑山上的一个山洞的外面盖了一个草寮，把小红军背到那里，为他洗干净，换上一套新衣裳，采来开黄花的、味道又很苦的“刀爷草药”，用嘴把草药咬烂，给小红军敷上。三餐还做好吃的饭菜为小红军送去。小红军很乖，亲切地叫我母亲“妈妈”。一次，我母亲送饭时，因饭冒热气，怕被过路人看见，就把饭藏在一个水井里，等过路人走了以后，再送去。小红军在井坑草寮里住了十五天，我母亲天天送饭，采药。经过护理，他的伤口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不久，可以走路了。到了第十六天，被大刀会发现了，把小红军抓出来。我母亲知道后，拼命哭，对大刀会的说：“他是我拣来的过路人，他是我的儿子，你们不能抓走。”大刀会的说：“他是红军，如果你要保他，就杀你的头。”我母亲拼命哭，把送的饭和煮的鸡蛋给小红军吃，小红军见我母亲哭，也呜呜咽咽哭起来，说：“妈妈，你不要难过，为了革命，多少人都死了，他们要杀我，就杀吧！我妈妈没有罪，不能杀她。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会回来。”我母亲叫他把鸡蛋吃掉，他哭得象泪人一样，哪里吃得下呢！我母亲又拼命要求那些大刀会不要杀他，愿意出钱保他。五十块银元被他们拿走了，还是保不住红军的生命。过后，大刀会把小红军绑走了，杀害在梓口坊山上。小红军就义时，一声不哭，非常坚强。这是一桩我母亲非常伤心的事。
(黄金善口述，张长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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